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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北越的空袭，1965 年 2 月 13
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代号为“滚雷作战”的空袭计划。
在“滚雷作战”中，美国空军和海军奉命进一步轰炸从非军事区以北到河内郊区的目标。美国人实施“滚雷作战”的目的在于：将轰炸线逐步向北越的城市附近移动，特别是向他们的首都附近移动，威胁他们的首都，迫使北越接受所谓的和平。
“滚雷作战”的开始阶段，规定只能轰炸北纬
20°线以南的那些经参谋长联席会议选定、国防部长和总统批准的目标。因此，每天下发一份精心选定的目标表，通知美军驻越南的地区指挥官应何时突击那些目标，以及怎样实施突击。美国轰炸机不得突击港口和工厂，而只能突击往南方运送物资的后勤运输系统，如桥梁、物资集结地、兵营、弹药库、铁路线和交通要道。
尽管人们对“滚雷”战役抱有很高的希望，但在其实施时，由于来自高层的干涉，使其效果大大地降低了。对作战任务附加的严格限制，使海军和空军中老资格的指挥官感到了极大的不安：没有上级行政部门的批准不能突击，又缺乏前一次突击目标效果的照片。相反，海军第
63 轻型照相侦察机中队的 RF-8式侦察机和更加复杂昂贵的
RA-5“民团团员”式侦察机不是伴随着突击兵力到达目标区，便是紧跟在轰炸机的后面以评估突击效果（侦察机部队对上述限制是很不情愿的，许多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与他们宝贵的飞机及照片一起被击落或被俘。因为当主要兵力通过目标上空时，北越的地面防空部队自然受到告警，其人员已作好了准备并等待着孤独的
RF-8 式侦察机的到来，他们知道：RF-8 式侦察机肯定就在后面）。
RA-5C
对“滚雷”作战的另一个限制是紧接着第一波突击所进行的第二波突击不会被批准，这就排除了两波突击的配合（这样的配合无论是对拳击还是对空中突击来说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剩余的弹药不能用于突击临时选定的目标，而必须在返回航空母舰之前把它们投到海里。对空战来说，有如下规定：交战之前敌人的飞机必须被明确地识别，这对于以每小时近
1,600
公里速度接近敌机的飞行员来说，可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外，最重要的是：一但因为天气或者兵力的原因攻击计划被取消，更改计划之前必须重新审批。
由于这些规定限制了他们的行动，人们试图超出这些规定，那怕是少量的。把特殊的目标分配给海军和空军，然后再细分到指定的包干区内，这样做减少了一些混乱。
美国空军和海军将北越分成 6
个目标区，亦称之为路线包干区。过去空军和海军在突击地区相互轮换，这样让飞行员们轮流暴露在危障程度不同的地区内。现在空军负责靠近泰国和南越基地的西部和河内目标区，海军负责靠近航空母舰的海防和沿海各目标区。
按照这一新的规定，整个突击地区一分为二，一个军种负责一个目标区。这样可使得飞行人员更加熟悉各目标的地形和部署在那里的防空兵器。目标区的重新划分使战损率大大下降。飞行人员熟悉了作战地区的情况以后，就能制定更理想的突击路线，以便将暴露在对方防空火力下的时间减至最低限度。
为了便于指挥航空母舰编队作战，美国海军还在越南沿海的北边和南边分别选择了两个地点，建立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作战指挥机构，并被命名为“扬基”和“迪克西”站。
最初，“扬基”站的建立是为了作为对抗北越的中心，它是美国第
77特混编队的指挥机构。“杨基”站设在北部湾的 3 艘航空母舰上。这 3
艘航空母舰的作战行动相互密切配合，但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编队共同行动，而是在各自护航舰只的警戒下单独执行任务，轮流值班。每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飞行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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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然后依次交给下一艘航空母舰。这样各舰都有休整补充时间。只要气侯不是十分恶劣，能够做到每时每刻都有海军航空兵在北越上空活动。
“迪克西”站实际上是在这之后应美国援越部队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而建立的。威廉·威斯特摩兰对于海军航空母舰支援步兵的行动是非常重视的，他要求保留一艘航空母舰在南越。他认为非常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在南越缺乏适当的支援地面作战的空军基地。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对海军航空兵来说是荣幸的。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也增加了在两个站活动的航空母舰兵力的负担，使得它们的海上活动时间往往要超过它们的正常巡逻周期。到
1965 年 6 月，海军发现在南中国海需要部署 5
艘以上的攻击型航空母舰才能完成所担负的任务。“迪克西”站也发展成对新到达的舰载机联队的“加温”区。在相对“和平”、空中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南部战区中，年轻的空中机组可以得到一些锻炼。在进入受高射炮、地空导弹、米格飞机和被俘威胁的“真正”的北部战区之前，他们必须习惯于轰炸、扫射在地面上活动的人和面对冷酷无情的日常战斗行动的压力。
在“滚雷”战役期间，海军的第一次突击发生在 1965 年 3 月 18
日，从“珊湖海”和“汉科克”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轰炸了在富文和永森的供应仓库．尽管所有的飞机都返回了，但每架飞机都受了轻伤。成功的攻击带来了不断增长的伤亡：有些飞机被击落，有些飞行员被俘。突击的区域从北越的海岸线延伸到离河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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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处。这些突击取得了一些战略性的胜利，其主要的结果是北越在白天停止了交通运输和对其部队的供应，而改成在夜间沿着著名的从北越延伸到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进行伪装的小规模的活动。人力同卡车一起成为运输供应品的最普通的手段。因为限制美军轰炸村庄，北越人民军白天将他们的车辆停在能被看见的露天场地，却不会受到攻击。
“贸易时”作战
除了 2 月和 5
月“燃烧的标枪”及“滚雷”战役的空中突击外，还开始了另外一些重要行动：在 2
月份制定了一个沿海监视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美国海军和南越的海空兵力在各处江河巡逻以对付北越的水上供应。与巡逻快艇一起行动的几个巡逻机中队（海军第
4、第 17 和第 40 巡逻机中队）所使用的飞机是 P-2“海王星”式巡逻机，后来使用了
P-3“奥里安”式巡逻机，P-5“马林”式巡逻机及美国海军在这场战争中使用的最新式飞艇。所谓“贸易时”的作战行动所涉及的范围是从最南边的柬埔寨到南北越之间的北纬
17°线。这是一个秘密的行动，在新闻界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此事。速度比较慢、但能远距离巡逻的飞机是没有资格出现在国内报纸头版的，但对部署在南越长达数月之久的巡逻机中队的人们来说，执行“贸易时”任务是极其重要的。最初，P-2
巡逻机承担着较多的任务。SP-2H“海王星”式巡逻轰炸机是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长寿命双发动机（为了增大动力某些飞机上装有喷气发动机）”飞机，这种飞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投入使用的。大部分驻屯在美国西海岸的巡逻机中队被分批部署到越南。实际上，“贸易时”行动由下属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扬基”站、“贸易时”和“海上监视巡逻”。“扬基”站的使命包含在北部湾区域警戒，并在夜间执行飞行任务，通常飞行高度不超过
240米，常用的飞行高度是 120-150
米。“扬基”站的飞机要寻找的是快速运动的目标，例如鱼雷艇和飞机，这些鱼雷艇和飞机是行驶在北部湾内舰船最关心的目标，特别是在夜间；同时他们还担负营救落水机组的任务。他们关闭灯光飞行，以使减少被发现的机会。但是数以百计的小船总是亮着航行灯并发出烧饭的火光在航道上航行，一个飞行员描述说：“就像城市的夜景一样”。
SP-2H
在 1967 年。后来的 P-3A“奥里安”式巡逻机代替了 P-2 巡逻机。P-3A
装备了雷达高度表，当使用该设备时，它就像自动驾驶仪一样，使一架大型飞机保持在要求的飞行高度上，控制它就像操纵汽车方向盘一样，而不必关心方向舵的协调；只要转动一下操纵轮，就可以改变飞机的航向。后来，一架飞机的雷达高度表发生了故障而未被飞行员及时发现，导致了机毁人亡的事故。鉴于这次教训，为了及时对飞行员进行告警，在飞机仪表板上加装了红色的故障指示灯。
P-3A
“贸易时”的使命是整个行动的主要部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检查由中国提供的大型钢壳拖网渔船，这些船可以载运大量的货物，但其雷达波的反射能力也较强。较小的木制舢板船在雷达屏幕上不能形成清晰的图像，而这些小船也可以运载较多的合法和非法的货物。只有出快艇和别的巡逻艇进行登船检查才能弄清所运货物的性质。
“海上监视巡逻”行动的使命是一般性的海上监视，主要是监视行踪可疑的船只，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船只。但是，用
P-3 式巡逻机飞行员的话来说，这种“海上监视巡逻”是“完全无效和令人厌烦的”。
但是，在 1967 年 1 月 27
日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当时，从驻泰国乌塔堡基地的第 16 巡逻机中队起飞了一架
P-3“奥里安”式巡逻机，该机的无线电呼号为“SPANGL-8”。当这架飞机飞抵岘港附近后向基地作了报告，并建立了用“3
台发动机飞行监视巡逻模式”。所谓 3
台发动机飞行监视巡逻模式就是在巡逻飞行过程中关闭一台发动机，以使节省燃料，根据当时飞机的重量和巡逻时间的长短有时甚至关闭两台发动机。
1 时 45 分，这架 P-3
式巡逻机被引导到朱莱的南部地区，据悉那里有几艘小船已抵达海岸并正在卸载。按照中队的指示，该机爬升到
1,000 多米，同时通知扫雷艇并引导其前去查明。此时岸边确实有 4 艘小型船只。当 P-3
巡逻机被地面炮火命中时，情况就不查自明了。幸运的是炮弹命中在机翼外侧关闭的那台发动机上。燃油开始从油箱里流出，此时如果这台发动机在工作的话，其排出的热废气会点燃燃油而引起大火，并可能导致机毁人亡。由于
P-3A
型飞机的若干个油箱相互之间是完全隔离的，燃油不能从一个油箱流到另一个，很快飞机失去了平衡。上尉飞行员理查德·诺特奋力操纵飞机，并把他们的情况及向岘港方向航行的要求通报给扫雷艇。为了引导正在赶来的武装直升机接近北越的小船，P-3
巡逻机在目标附近的海滩上空作了几次掠过飞行，然后向设在岘港的进场管制站申报了紧急情况。经批准并直飞进场后，这架
P-3 巡逻机安全地降落了。
执行“贸易时”使命的飞机也帮助水面舰船营救遇难船只，特别是航行于近岸航道上的小型木船。在
1966年 9月 19日，第 2 巡逻机中队的一架 P-2
飞机查明了一艘小船正在显示“发动机故障”和“船只遇到意外事故请求救援”的求救信号。P-2
的飞行员使用无线电通知了设在西贡东南头顿的海岸监视中心。在头顿的机构派出了一艘扫雷艇，营救了受损小船上的
32 名南越船员。
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时”巡逻任务是长时间的，通常一次巡逻长达 10-13
个小时。飞行员在一次海外服役期间，要飞行数百个小时。但是机组并没有被忘记：1966
年的圣诞之夜，某些幸运的 P-3
机组在他们漫长的夜间飞行中吃上家制的小饼以庆祝节日，并且在飞机的后舱还有一棵小小的圣延树。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行动是 3 月 8 日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的登陆。这是海军陆战队第 9
远征旅自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战时两栖登陆，登陆人数大约有 3,500
人，用以加强该市的反共力量。这也是海军陆战队其它行动（如 6 月在朱莱登陆）的前奏。
随着“滚雷”战役力量的集结和空中突击频度的增加，北越迟早会采取较强的防御措施。4 月 5
日，从“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架 RF-8A
型侦察机带回了毫无疑问是第一个地对空导弹阵地的照片。位于河内东南 24
公里的这个导弹阵地竟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使第 77
特混舰队的司令官以越南近岸海军舰艇群全体人员的名义飞到西贡，把导弹阵地的照片展示给第
7航空联队的司令官。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来对抗这种新的并严重威胁美空中兵力的危险，共同计划促进建立海空军兵力突击导弹阵地的指挥系统。但是，发动这种突击的请求被拒绝了。几个月以后，第二个导弹阵地出现了。到
6 月份，可以确认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已达若干个。
直到数架美国飞机被击落（第一架被击落的海军飞机是在 8
月份，该机是从“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 23 巡逻机中队的 A-4
攻击机），正式的反地空导弹阵地行动才被批准。该行动被命名为“铁手”行动，并于 8 月 12
日开始实施。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做了较大的努力，但反地空导弹阵地的“铁手”行动初期却没有取得效果。首次战果是在
10 月 17 日早上取得的，从“独立”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4 架 A-4E 式攻击机和一架 A-6
导航飞机发现了河内市北部靠近盖（米格-21
的基地）机场的一个导弹阵地，并将其击毁。（空军攻击地对空导弹阵地的飞机代号为“野鼬鼠”
F-105，最初这种飞机是装备有电子干扰设备的双座飞机）。
空军的
F-105G“野鼬鼠”，尾码是“WW”，携带百舌鸟反辐射导弹
北越着手建立的防御措施不仅包括地对空导弹，还包括以最快速度建立的早期预警雷达，以及几个月以前大量输入的飞机，特别是
米格-17 飞机。该机是 米格-15 的后继机；在朝鲜战争中，米格-15
曾给美国空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虽然 米格-17 的速度比美国海、空军的 F-4
超音速飞机慢得多，但却可以和 F-4 对抗。具有较大机动性和较强火力的 米格-17
已给美军的飞行员造成了真正的威胁。而 米格-21
给美军飞行员造成的威胁就不言自明了，该型飞机完全不同于前者并飞得更快。美军指挥官们知道，这种飞机在不远的将来会在北越的上空出现。
由于
SA-2“导线”地空导弹数量的不断增加，攻击飞机被迫低空并在导弹的射高之下飞行，以避开导弹的抗击，这样只有高炮才能抗击。但按照某些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的说法，现在他们遇到的比
20 年前在德国上空遇到的高炮抗击更猛烈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随着地对空导弹和带炮瞄雷达高炮的出现，产生了独特的有时是昂贵的被称为战争中的小战争的电子对抗。在越南战争中
SA-2 地对空导弹几乎自始至终在使用。在其它地区性冲突中 SA-2
也得以使用，例如中东战争。有幸在空中看到过 SA-2
飞行并安全返回的飞行员描述该导弹就像会飞的电线杆。SA-2 导弹长 10.6 米，有两级助推火箭，带
158 公斤的高爆弹头，射高近 1.8
万米。该导弹迫使美国人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防御系统。随着战争的发展，对“萨姆”导弹和高炮的压制是美军要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
为了对付沿着美军飞机各飞行航线上集中部署的导弹，每个单位都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攻击方法和攻击武器。早期的一个计划是飞机以低空和高速飞向目标，直至到达一预先选择好的识别点（该识别点通常是一个凸出的陆地标志或河流的转弯处），此时飞行员将改变航向飞向另一个预定点，然后操纵飞机爬升，发现目标后，向目标俯冲，投射武器，最后退出该区。
采用上述跃升机动加俯冲（俗称“山羊跳”）的方法有几个缺点，其中最严重的是低空接近目标使飞机进入了轻武器的射击范围，并且对飞行员来说，以较快的速度飞行，迅速识别目标和对目标进行精确的瞄准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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