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1)

　　莱格霍恩很快就拟好了一份长达五页的备忘录，概括了他关于空军在未来10年如何应对侦察要求的构想。他在那份发表于1951年7月的报告中说：“和平时期，在苏联收集情报，侦察机必须将被发现和拦截的危险性降到最低。”接着他又讨论了六种侦察工具，包括卫星——他认为在当时还遥不可及因而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和气球——这是他极力推荐的。他还推荐使用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同时，他再一次强调了研制高空载人飞机的必要性。

　　自1946年3月阿诺德退休后，空军研究工作就因缺乏关注和资金而步履蹒跚，这引起了莱格霍恩的不满。不久，莱格霍恩就建议将目前最先进的飞机改造用于侦察飞行。他想制造的飞机要能飞到45000英尺高度——超过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的飞行高度极限。要有足够的速度，超过苏机，并能飞越苏联内陆而无须加油。“这是第一次专门为飞入苏联设计侦察机的真正尝试。” 哈罗德·F.瓦伯格，莱格霍恩在莱特机场及以后在五角大楼的同事回忆道。

　　当时可用的是“堪培拉”——最新英国双引擎喷气轰炸机，它的性能特点完全符合这一要求：飞行高度48 000英尺，最大时速540英里，飞行里程约3 600英里。这架英国电气公司生产的新式战斗机在1949年5月首飞，1950年3月它的一个侦察机型——“堪培拉PR3”也首次面世。

　　莱格霍恩对“堪培拉”提出了进一步改造的设想：加长机翼，增设功率更大的罗尔斯－罗伊斯“Avon-109”引擎，把飞行员减二为一，拆除装甲层和其他战斗装备。这样，即使是加满油后的“堪培拉”也能飞至63 000英尺高度，并在飞行中因油被耗损后能飞至67 000英尺高度。英国电气负责制造这种侦察机模型。

　　“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航空业界的先驱。”瓦伯格说。

　　即使不是莱格霍恩预想的那种飞机，它也毋置疑是对华盛顿用于侦察飞行的飞机的巨大改进。莱格霍恩预定了12架改造过的“堪培拉”，并建议成立特别侦察部队来驾驶。他与在莱特机场的皇家空军联络官密切合作，绕过通常的官僚渠道和文山会海，他把自己的想法兜售给他的上司们，他们又呈交到五角大楼，以征得他们的同意并争取到资金。但这些想法遭到保守的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阻挠，他们认为飞机必须适应战争需要，应包括更重的飞机机架。

　　当向勒梅将军讲述他的计划时，莱格霍恩也遇到了阻力。“他不感兴趣”，莱格霍恩说。那个SAC司令对此项他管辖之外的特殊侦察行动毫无兴趣，他也看不到制造这样一架专门飞机的必要性。莱格霍恩还提议，这些飞机部分用于侦察苏联军事基地，而这些地方，勒梅可能有一天会派轰炸机去实施轰炸。

　　1951年，当莱格霍恩还在与空军徒劳地争论时，华盛顿正为最冒险的侦察飞行作准备——深入苏领空的飞行任务。沿边境的侦察不能给华盛顿提供足够的关于苏联境内纵深处的陆军行动的情报，更不用说聚集了苏联大多数军事、工业力量的腹地了。冒险深入苏领空的压力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加了。因相关记录依然保密，很难确切地知道美机是从何时起开始受命这样做的。空军历史学家R.嘉吉·霍尔在此问题上作了广泛研究，他发现杜鲁门首次同意深入飞行是在1950年，中国军队开进朝鲜战场后不久。杜鲁门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劝说下同意的，他们担心苏军装配有核武器的远程TU-4轰炸机会被派遣到库克斯基半岛的基地，从那里，只需从阿拉斯加穿过白令海峡，轰炸机就可飞抵西雅图。

　　朝鲜战争的战场虽然只在远东，但仍加深了华盛顿对想像中的所谓莫斯科准备进攻西欧的恐惧。空军担心，一旦受命去轰炸苏联目标，美国飞行员们将只能盲目飞行，因为他们不确定军事和工业目标的确切方位，对苏空军防御毫不知情。尤其是在夜间或阴雨天飞行时，导航员不能依赖视觉，需要靠雷达把飞机引向目标时，这显得尤为危险。除非他们熟悉雷达所追踪的目标的地形和地表特征，能在雷达显示屏上辨认出具体目标，否则，领航员很难指挥准确的轰炸。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派飞机到苏联西部地区收集雷达图像，以备将来开战时使用。因为雷达侦察无须依靠光线，这些行动就可以在夜间进行，苏军也就更难察觉它们。

　　1952年，侦察工作加快了步伐，尽管在远东，有两架入侵苏领空的美机失踪，第一架是6月13日在日本海上，第二架是10月7日在日本北部的太平洋上。这两次飞行都是沿海岸线的情报收集行动。两架飞机上共有19名飞行员，虽被认为已全部遇难，但却只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一年年底，美国侦察机都聚集到了苏属太平洋和波罗的海沿岸。

　　这时，莱格霍恩已搬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终于找到了空军中的知音，他们能排除陈见，赏识他在先进侦察机上的卓越见解。他的新盟友上司兼赞助者伯纳德·施里弗上校，是空军发展部副部长的助理。“莱格霍恩具有远见卓识，”维尔伦回忆说，“他可能只是个上校，但他看起来根本不像。甚至只是个中尉的时候，他做事就像将军了。我亲眼看到他告诉将军们应该做什么。他是真正的幻想家。他知道我们缺少的就是有创意的想法。”

　　施里弗听说过莱格霍恩的“堪培拉”计划和其他新鲜想法，而且他也正在寻找一位能帮助策划空军未来侦察的充满想像力的官员。他们在空军策划工作室合作的六个月里（从1952年8月到1953年1月）给五角大楼带来了一股崭新的关于侦察技术的冲击波。当老式侦察机被苏联从空中击落时，这两个人正不遗余力地开发能躲避敌方炮火的的情报搜集系统。

　　施里弗不是普通的空军军官。他有斯坦福大学的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还是阿诺德的保护对象。“我很幸运，30年代初从飞行学校毕业，还是一名预备军官的时候，在莱特机场，我就在阿诺德麾下工作了。在那里，我才真正了解了他。”施里弗说。

　　施里弗是1917年七岁时，与母亲一起移民美国与父亲团聚的。他父亲是德国轮船公司的一名工程师，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宣战时，他被困在纽约，轮船也被没收了。一家人定居在德克萨斯州，在圣安东尼奥城外的陆军机场观看了一架双翼飞机起飞和降落后，施里弗与飞行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22岁的他进入在德克萨斯州凯利基地的陆军航空兵飞行学校学习。

　　这个高个儿、整洁讲究的飞行员，对飞行的热爱仅次于打高尔夫球。他从飞行学校毕业不久就遇到了阿诺德。从阿诺德那里他知道了采用新技术加强美国制空权的重要性和与军外科学家及工程师密切合作的优越性。通过阿诺德，施里弗又在加州理工学院结识了阿诺德在科学界的主要联系人西奥多·万·卡门。阿诺德对万·卡门的喷气推进和火箭发动机实验的浓厚兴趣给施里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看出那位科学家想要使陆军航空部与研究发展项目中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1944年，施里弗驻扎在远东时，阿诺德征召万·卡门领导一组科学顾问规划飞机和武器的发展前景。1945年1月9日，在科学顾问组第一次会议上，阿诺德特别强调了新技术的关键价值。“我与万·卡门已经一起工作了20年了，有时，我对他懂得的那些我们还没有运用的知识感到很神圣……我不希望美国再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战争结束后，已是上校的施里弗要求到五角大楼工作，部分原因是为与即将退休的阿诺德合作。施里弗的头衔很长——物资部副司令办公室科学联络部主任，这与他的职责倒是非常相称。他是陆军航空部与万·卡门的联络点，战后，卡门的顾问组重组，并更名为科学咨询委员会。施里弗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一些在导弹和卫星研制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发现无党派专家的意见是多么有价值，他们的判断不会受五角大楼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地盘斗争的影响而失真。

　　对整个国家都不幸的是，阿诺德的继任者并没有继续支持这些科学研究。1947年，国防部门重组和美国空军建立时，万·卡门的顾问组暂时失去了影响力。战后的国内经济发展抢占了部分军事资源，而整个国家却还不得不保持在战争状态。战后环境不鼓励在未经试验的军事科技上投资，尤其是在像空中侦察这样的专门领域。当他们驾驶着那些只会招来苏军攻击的、笨重的活塞引擎飞机执行侦察任务时，美国空军为他们的保守付出了代价。

　　施里弗和莱格霍恩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们都处在相当有影响力的地位。到1952年夏季，施里弗辞去他的科学联络工作，当了一名空军高层策划者。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策划空军的未来和设计保卫祖国的武器。他领导着一个工作小组，并总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他让莱格霍恩负责开发未来情报和侦察武器，还指导他制定出一个未来10年的规划蓝图——在空军称为“开发计划目标”。莱格霍恩的两个助手维尔伦和尤金·基弗也是高空照相侦察的热情拥护者，他俩都曾在莱特机场与他合作过。

　　“我们知道美国侦察机正在走下坡路，”瓦伯格说，“这刺激着我们加快制造新式飞机的脚步。”

　　莱格霍恩到华盛顿是临时安排的。他通过在五角大楼的老关系，向施里弗游说他的想法，包括施里弗应该让他的决策办公室增加情报和侦察机构的核心思想。施里弗呢，则安排莱格霍恩、瓦伯格和基弗到华盛顿执行短期任务，而不是把他们长久地安置到那里。一周后，临时安排就到期了，非但不会有什么成果，反而浪费了本来就不多的政府出差津贴。“真混账，”瓦伯格说，“我们不得不返回莱特机场重新受命，否则每天10美元的政府津贴很难支撑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这些人只好挤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办公。莱格霍恩痛苦地向施里弗抱怨那些恶劣条件，“我们目前的条件这么糟糕，让人难以相信空军参谋部重视这项工作。”他在一封信中说：“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到年底就能给发展计划目标作好准备。”

　　由于莱格霍恩与施里弗的外部关系网，他们才能请到诸如宝丽来公司的埃德温·兰德、哈佛天文学家和镜头设计师詹姆斯·贝克、哈佛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德华·珀塞尔、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艾伦·F.多诺万等这些优秀顾问，给他们提供宝贵建议。

　　在莱格霍恩来华盛顿一年之前，施里弗部分是因为莱格霍恩的敦促，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合同把情报和侦察课题添加进“林肯计划”里，那是高度保密的美国空军防御系统的研究项目，学院先前已同意为空军启动研究。自1952年1月始，从学术界和商界选出的侦察研究组的15名成员，对空军侦察项目作了透彻的调查。那时仍在代顿的莱格霍恩，被任命为莱特机场调查的联络官。兰德、珀塞尔和贝克也是调查组成员，他们遍访了全国空军基地，听取了许多空军军官和学术专家包括施里弗和莱格霍恩的意见。工作组在波士顿塔山的一所秘书学校设立了工作室，称做“塔山调查组”。

　　4月份，他们开始为空军作总结。6月，在莱格霍恩调到华盛顿之前正式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给研制高性能侦察机和寻求深入苏联境内侦察的新手段提供了新思维。调查组的结论与莱格霍恩的意见极为相似。“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对和平时期潜在敌对国家的军事实力、行动和部署的情报依赖于空中侦察。为避免政治纠纷，此类空中侦察行动要么是在友邦领空进行，要么飞入苏联领空，前提是必须有一批性能优良、反侦察能力极强的飞机。”

　　调查组提出了各种有创意的参考意见，如把照相机装在能深入太空200英里的火箭上。吉姆·贝克断定，在此高度，最接近苏联国境的长焦距照相机能拍到苏联国边境内1000英里远的地方，能显示出机场、城镇、河流、田地和森林。不过，对莱格霍恩来说，最关键的是与他设想的侦察飞机有关的部分。本书讨论侦察工具的第11章中谈到了在此高度专门的“涡轮喷气引擎的摄像载人飞机”。报告指出，若能对现有的飞机进行改造，几天内就可制造出一架这样的侦察机。他们还直截了当地点明“堪培拉”是不错的选择。此时，莱格霍恩在比基尼环礁提出的战略侦察理念，及他在波士顿大学意外得知完美的隐形侦察机的可能性构想，已经成为八年前的往事了。现在，这份报告显示出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都站到了莱格霍恩一边。这份报告在空军、国防部、白宫广泛传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