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四章 无所不能(3)

　　该小组成立于科学家与政府分流之时，这是麦卡锡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尤其是1953年，原子能委员会免除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职务，这位曾领导“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是委员会下设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兰德和基利安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对奥本海默事件义愤填膺，但他们把对华盛顿的憎恶搁置一边，继续执行委员会的使命。或许，行使权利、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亦是一种动机。但基利安相信，科学家们“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战胜了对某届政府的失望”。

　　基利安本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他学识渊博，是天生的领导者，深受全国科学家们的尊重和信赖。在与固执己见的科学家顺利合作并引导他们达成共识方面，他颇有心得。继任他做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保罗·E.格雷谈起他时说：“争执时，他总是能缓解紧张，化解差异，促成共识，最后使工作继续推进。”

　　基利安1904年出生于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斯堡，大学刚开始就读于本州的三一学院（后更名为达克大学），后来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在学好学校规定的主要科目——数学和工程学的同时，他还广泛阅读了人文著作。他本意是效仿其父从事纺织业，毕业之际，他考虑的工作机会是古德里奇轮胎和橡胶公司的纺织部及古德伊尔公司。

　　但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左右了他的选择。基利安还迷上了新闻业，大四时，他曾任校报《工学院》的编辑：“我是H.L.门肯狂热的崇拜者……我尽力模仿他的风格，时不时地大肆抨击一下学院的管理。”他在一本传记中回忆说。基利安对学院的指斥使得学生部主任哈罗德·劳布戴尔认识了他，二人因此建立了友谊，而且劳布戴尔还邀基利安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杂志《技术评论》不定期地写一些关于本科生教育的专栏文章。1930年，他成为该杂志的编辑，由此被学院校长卡尔·T.康普顿发展为其行政助手。在升任了多个管理职务、组织了麻省理工学院大量战时研究项目之后，1949年，他接替康普顿出任校长。

　　后来，在基利安成为白宫第一位科学顾问时，《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传记说：“他可爱的面孔后面掩藏的是好奇、坚定的信念。他像成功的旅馆经理一样让人觉得亲切可爱。然而，他会站在科学家面前，警告说：‘为保持知识方面的预算平衡，必须缴纳知识税，但在此方面存在着即使算不上逃税，亦可以称为漏税的现象’。对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他一语中第。”

　　由于基利安领导有方，技术能力小组在华盛顿将科学提到了重要地位。其他战后项目和顾问组，包括塔山小组、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和情报系统小组，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组都鼓励科学家与国防部高层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最有效率的一组是战略导弹鉴定委员会，其领导者是约翰·冯·诺艾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才华横溢的数学家，曾帮助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还曾制定了开发洲际导弹的应急计划。在1954年2月上交给五角大楼的冯·诺艾曼报告给导弹发展计划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后劲，很快，伯纳德·施里弗就被派来落实负责此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将此事提到头等军事项目的地位。该项目基地在加州英格勒伍德，后来又增加了制造侦察卫星的任务。

　　但是，甚至在冯·诺艾曼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家们仍被排除在国防政策和计划之外。直到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转而向基利安和他的同事们寻求意见，科学家才最终在建立国家冷战防御体系方面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的后半部分，越来越倚靠科学家们对军事和武器控制问题的建议。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留给国家的最大财富是：他把科学看做是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 他执著地坚持这一点。在被选为总统之前，他已对科学怀有浓厚兴趣。还是西点军校学生时，他就学习了数学和工程学。二战期间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目睹了科学家们破译德国密码，开发雷达系统，从而挽救了无数生命的事实。德国进攻伦敦时，他还见识了V-2火箭的破坏力。他很清楚，是原子弹的发明加速了日本的战败。1946年，任陆军总参谋长时，艾森豪威尔就曾在一份给高级司令和文职官员们的备忘录里强调过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流露出对科学之用途的初步想法。其后，在总统任期中，他将这些想法应用于实际，发展新的军事科技。

　　“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他在备忘录中说，“必须被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以进行他们的研究。盲目规定种种军事规范及对某种设备的具体要求，并不能实现军队对国家民间资源最充分的利用。如果把具体的指示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会有更多机会为军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战后，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达五年之久，在那里他与许多顶级科学家们建立了友谊，包括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I.I.拉比。拉比生于奥地利，1929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从事雷达和原子弹研究，是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任总统期间，艾森豪威尔经常拜访拉比，寻求意见。“总统对拉比怀有一种强烈的个人尊重，”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工作处书记安德鲁·古德佩斯特将军回忆说，“每次我告诉他拉比要来华盛顿看他时，总统总是说：‘哦，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任哥伦比亚校长时，艾森豪威尔还认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基利安。1948年，基利安参加艾森豪威尔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典礼时，二人首次相见。

　　艾森豪威尔显然喜欢基利安及其同事所持有的那些尖锐的、独立的意见，他放心地和他们商讨高度机密的问题，欣赏他们的判断力，喜欢他们不受传统的忠诚观念及狭隘的军队利益约束所作出的评价。作为前任司令和陆军参谋长，总统和其他人一样清楚：在作出预算决定、策划新武器系统时，军队是多么的目光短浅和惟我独尊。战时，他曾召集一批年轻军官思考陆军的未来及它在美国国防中的地位。他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又一份五角大楼报告称：“对你们只有一条指示。”他告诉那些军官们：“就是不要听信任何指示。”

　　在1969年艾森豪威尔去世前不久，基利安到沃特里德医院最后一次去看他，“吉姆，你知道，”总统告诉他，“这个科学家小组是我在华盛顿遇到的为数不多的、确确实实是在为国家，而非为自己谋利益的几个团体之一。”

　　一次，艾森豪威尔告诉埃德温·兰德：“哦，我真感激你们这些住在城外的人。在华盛顿你根本无法思考，你们离开这儿，认真思索，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所思所想。要是住在这儿，根本别指望能思考点什么问题。”

　　回忆起总统与他的科学顾问们之间独特的伙伴关系，基利安指出，能直接与总统办公室保持联系是关键因素。曾任突袭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是白宫科学顾问的基利安，可以在许多高级政府部门包括白宫西翼自由出入。每周他都能面见艾森豪威尔好几次，“随时能见到总统，这样我就有可能及时带给他我自己或是别人关于国家实力的最新最重要的技术、思想和分析。”

　　艾森豪威尔总统征求过意见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并非军事或情报技术专家，“他们真正拥有的，”基利安说，“是想像力、创造力，及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或许同样重要的还有对祖国真挚的热爱）的深刻理解。这些都保证他们能迅速掌握武器制造技术，融入新鲜观点。不了解科技的人可作不出这样的贡献。”

　　基利安、埃德温·兰德和其他科学家在许多不同的顾问组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在对待许多事务时，表现出群策群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作风。基利安观察到，只有通过这种他称之为“跨学科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思想和手段的完美融合，从而协助总统制定国防及情报的规划、方案和政策。

　　埃德温·兰德之所以能领导这些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们，使之在研究突破性新技术中发挥关键作用，主要是依靠不循常规和完全出乎意料的手段。在很多方面，他与那些引导美国进入军事侦察新时代的人物相去甚远。在20世纪50年代，兰德主要是作为即时摄影术的发明者及宝丽来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扬名在外——即使在他去世10年后，时至今日，这些仍是他广为人知的原因。他有一头黑发，眼神极具穿透性，个子不高，精力充沛，是美国历史上成果最丰硕的天才发明家之一，一生共获得500多项专利，大都是在光学和摄影领域。

　　在距计算机亿万富翁，例如比尔·盖茨等出现尚远的年代里，兰德就已经是极其富有的科学资本家了，他以其卓越的才华及事业心瞩目国内。尽管喜欢离群索居——他最爱远离尘嚣，一连几天都待在实验室里，但他仍不失为推销创意和产品的一流推销员。在宝丽来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上，他总会亮出具有好莱坞明星风度的新产品，其令人着迷的表现在业界被广为传颂，并吸引了媒介的广泛关注。然而，他生前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甚至时至今日，这些贡献依旧被他快速成像等方面的成就所遮蔽。

　　自50年代中叶起的20年里，兰德一直是一系列突破性空间侦察技术的教父。他先后为五位总统和五位中情局局长当顾问，由他牵头，在政府、工业和学术界之间形成不可思议的创造性合作关系，为国家提供了撩开铁幕的新手段。他善于发现应用前景广阔的新技术，推动政府资助并保护那些愈挫愈勇、为新发明的诞生孜孜不倦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当尖端照相机系统出现故障时，兰德会卷起袖子，亲自披挂上阵，帮助工程师们解决技术难题。把兰德带入白宫核心科学顾问圈的基利安称他的这位剑桥邻居和朋友为“真正的天才”。

　　“他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新颖、诙谐、清晰地阐明复杂想法的天赋，这些都能把会议或报告提升到更高的讨论角度。”基利安说，“他指出，出路就在于发展情报收集新技术，例如功能更强大，操作更安全的侦察机和卫星。出路还在于美国情报机构，加强有重要价值行动的决策工作，为国家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与总统们会面时，他雄辩的口才和明晰的阐释往往激发出他们潜在的想像力，鼓动他们作出决定，担负起在此之前尚属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领导角色。”

　　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文曾与兰德共同在中情局顾问委员会当过多年政府顾问，他形容兰德是“天才加爱出风头，极有成就和说服力的人”。

　　60年代中期，在中情局指导科技工作时，维尔伦认识了兰德，他说：“他看似逍遥自在……有种放荡不羁的意味，但如果你注意聆听，你会发现他谈的都是些深刻的东西。他能用一种近乎诱惑的方式探知别人的想法。”

　　后来，在他生前与基利安的一次谈话中，兰德思考了自己的贡献。基利安回忆说，兰德认为他的主要作用是“向总统和其他领导人阐明了科学所具有的人文和美学方面的价值。他更以自己传授给他们科学的本质和价值、而非他在增强国家军事、情报和空间技术方面的巨大的技术贡献为傲。”

　　兰德19岁时，就因发明合成滤光片开始在光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康涅狄格州诺里奇和桥港长大，少年时代，他第一次被光的奥秘所吸引。兰德的祖父母艾弗拉姆和艾拉是俄罗斯犹太人，19世纪80年代带着两个儿子哈里和萨姆从家乡敖德萨移民美国。哈里在父亲去世后接管家里的金属废料生意，与玛莎·古德法登结婚。1909年5月7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埃德温·兰德在桥港出生。

　　和附近的男孩子一样，埃德温·兰德也加入了童子军，严格遵守戒律。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迷上了对光的研究，后来一直吸引了他一生。他产生了过滤光的念头，尤其是开发一种更易得的能改善偏转振性能，包括消除刺目强光的合成滤光材料的想法让兰德自己也目瞪口呆。通过吸收光亮中最强的光线，同时允许稍弱光波透过，就可使滤光材料发挥作用。

　　今天，滤光片已成平常之物。它们被用于太阳镜、照相机镜头、袖珍计算器和电子表上，以去除刺眼光亮。如果兰德的雄心壮志能实现，汽车制造商们也会用偏转塑料消除车头灯炫目的亮光。但当兰德第一次转向此领域时，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造滤光材料，光的过滤在物理实验室及其他秘密应用中大受限制。兰德着手研制人造滤光材料，显然，他的动机是对探寻科学奥秘的精神，以及对一种有许多用途的产品潜在的商业市场和价值的正常信任。兰德一生中总能令科学与商业完美地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1926年秋，哈佛录取了这个公认的发明家。但当他在那里感受到约束和限制时，他在圣诞节前退学了。在芝加哥短暂逗留时，他曾致力于小说创作，但以失败告终。后来，又转到纽约，正式开始研究光学和光的过滤。他在公寓间搬来搬去，在地下室和密室里建临时实验室，并一直阅读位于42号大街的纽约公立图书馆里所能找到的任何关于光学的书籍。他常常一整天都坐在宽大的阅览室里，一心扑在那些晦涩难懂的书上。

　　第四章 无所不能(3)

　　该小组成立于科学家与政府分流之时，这是麦卡锡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尤其是1953年，原子能委员会免除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职务，这位曾领导“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是委员会下设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兰德和基利安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对奥本海默事件义愤填膺，但他们把对华盛顿的憎恶搁置一边，继续执行委员会的使命。或许，行使权利、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亦是一种动机。但基利安相信，科学家们“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战胜了对某届政府的失望”。

　　基利安本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他学识渊博，是天生的领导者，深受全国科学家们的尊重和信赖。在与固执己见的科学家顺利合作并引导他们达成共识方面，他颇有心得。继任他做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保罗·E.格雷谈起他时说：“争执时，他总是能缓解紧张，化解差异，促成共识，最后使工作继续推进。”

　　基利安1904年出生于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斯堡，大学刚开始就读于本州的三一学院（后更名为达克大学），后来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在学好学校规定的主要科目——数学和工程学的同时，他还广泛阅读了人文著作。他本意是效仿其父从事纺织业，毕业之际，他考虑的工作机会是古德里奇轮胎和橡胶公司的纺织部及古德伊尔公司。

　　但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左右了他的选择。基利安还迷上了新闻业，大四时，他曾任校报《工学院》的编辑：“我是H.L.门肯狂热的崇拜者……我尽力模仿他的风格，时不时地大肆抨击一下学院的管理。”他在一本传记中回忆说。基利安对学院的指斥使得学生部主任哈罗德·劳布戴尔认识了他，二人因此建立了友谊，而且劳布戴尔还邀基利安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杂志《技术评论》不定期地写一些关于本科生教育的专栏文章。1930年，他成为该杂志的编辑，由此被学院校长卡尔·T.康普顿发展为其行政助手。在升任了多个管理职务、组织了麻省理工学院大量战时研究项目之后，1949年，他接替康普顿出任校长。

　　后来，在基利安成为白宫第一位科学顾问时，《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传记说：“他可爱的面孔后面掩藏的是好奇、坚定的信念。他像成功的旅馆经理一样让人觉得亲切可爱。然而，他会站在科学家面前，警告说：‘为保持知识方面的预算平衡，必须缴纳知识税，但在此方面存在着即使算不上逃税，亦可以称为漏税的现象’。对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他一语中第。”

　　由于基利安领导有方，技术能力小组在华盛顿将科学提到了重要地位。其他战后项目和顾问组，包括塔山小组、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和情报系统小组，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组都鼓励科学家与国防部高层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最有效率的一组是战略导弹鉴定委员会，其领导者是约翰·冯·诺艾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才华横溢的数学家，曾帮助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还曾制定了开发洲际导弹的应急计划。在1954年2月上交给五角大楼的冯·诺艾曼报告给导弹发展计划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后劲，很快，伯纳德·施里弗就被派来落实负责此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将此事提到头等军事项目的地位。该项目基地在加州英格勒伍德，后来又增加了制造侦察卫星的任务。

　　但是，甚至在冯·诺艾曼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家们仍被排除在国防政策和计划之外。直到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转而向基利安和他的同事们寻求意见，科学家才最终在建立国家冷战防御体系方面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的后半部分，越来越倚靠科学家们对军事和武器控制问题的建议。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留给国家的最大财富是：他把科学看做是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 他执著地坚持这一点。在被选为总统之前，他已对科学怀有浓厚兴趣。还是西点军校学生时，他就学习了数学和工程学。二战期间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目睹了科学家们破译德国密码，开发雷达系统，从而挽救了无数生命的事实。德国进攻伦敦时，他还见识了V-2火箭的破坏力。他很清楚，是原子弹的发明加速了日本的战败。1946年，任陆军总参谋长时，艾森豪威尔就曾在一份给高级司令和文职官员们的备忘录里强调过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流露出对科学之用途的初步想法。其后，在总统任期中，他将这些想法应用于实际，发展新的军事科技。

　　“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他在备忘录中说，“必须被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以进行他们的研究。盲目规定种种军事规范及对某种设备的具体要求，并不能实现军队对国家民间资源最充分的利用。如果把具体的指示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会有更多机会为军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战后，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达五年之久，在那里他与许多顶级科学家们建立了友谊，包括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I.I.拉比。拉比生于奥地利，1929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从事雷达和原子弹研究，是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任总统期间，艾森豪威尔经常拜访拉比，寻求意见。“总统对拉比怀有一种强烈的个人尊重，”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工作处书记安德鲁·古德佩斯特将军回忆说，“每次我告诉他拉比要来华盛顿看他时，总统总是说：‘哦，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任哥伦比亚校长时，艾森豪威尔还认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基利安。1948年，基利安参加艾森豪威尔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典礼时，二人首次相见。

　　艾森豪威尔显然喜欢基利安及其同事所持有的那些尖锐的、独立的意见，他放心地和他们商讨高度机密的问题，欣赏他们的判断力，喜欢他们不受传统的忠诚观念及狭隘的军队利益约束所作出的评价。作为前任司令和陆军参谋长，总统和其他人一样清楚：在作出预算决定、策划新武器系统时，军队是多么的目光短浅和惟我独尊。战时，他曾召集一批年轻军官思考陆军的未来及它在美国国防中的地位。他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又一份五角大楼报告称：“对你们只有一条指示。”他告诉那些军官们：“就是不要听信任何指示。”

　　在1969年艾森豪威尔去世前不久，基利安到沃特里德医院最后一次去看他，“吉姆，你知道，”总统告诉他，“这个科学家小组是我在华盛顿遇到的为数不多的、确确实实是在为国家，而非为自己谋利益的几个团体之一。”

　　一次，艾森豪威尔告诉埃德温·兰德：“哦，我真感激你们这些住在城外的人。在华盛顿你根本无法思考，你们离开这儿，认真思索，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所思所想。要是住在这儿，根本别指望能思考点什么问题。”

　　回忆起总统与他的科学顾问们之间独特的伙伴关系，基利安指出，能直接与总统办公室保持联系是关键因素。曾任突袭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是白宫科学顾问的基利安，可以在许多高级政府部门包括白宫西翼自由出入。每周他都能面见艾森豪威尔好几次，“随时能见到总统，这样我就有可能及时带给他我自己或是别人关于国家实力的最新最重要的技术、思想和分析。”

　　艾森豪威尔总统征求过意见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并非军事或情报技术专家，“他们真正拥有的，”基利安说，“是想像力、创造力，及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或许同样重要的还有对祖国真挚的热爱）的深刻理解。这些都保证他们能迅速掌握武器制造技术，融入新鲜观点。不了解科技的人可作不出这样的贡献。”

　　基利安、埃德温·兰德和其他科学家在许多不同的顾问组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在对待许多事务时，表现出群策群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作风。基利安观察到，只有通过这种他称之为“跨学科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思想和手段的完美融合，从而协助总统制定国防及情报的规划、方案和政策。

　　埃德温·兰德之所以能领导这些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们，使之在研究突破性新技术中发挥关键作用，主要是依靠不循常规和完全出乎意料的手段。在很多方面，他与那些引导美国进入军事侦察新时代的人物相去甚远。在20世纪50年代，兰德主要是作为即时摄影术的发明者及宝丽来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扬名在外——即使在他去世10年后，时至今日，这些仍是他广为人知的原因。他有一头黑发，眼神极具穿透性，个子不高，精力充沛，是美国历史上成果最丰硕的天才发明家之一，一生共获得500多项专利，大都是在光学和摄影领域。

　　在距计算机亿万富翁，例如比尔·盖茨等出现尚远的年代里，兰德就已经是极其富有的科学资本家了，他以其卓越的才华及事业心瞩目国内。尽管喜欢离群索居——他最爱远离尘嚣，一连几天都待在实验室里，但他仍不失为推销创意和产品的一流推销员。在宝丽来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上，他总会亮出具有好莱坞明星风度的新产品，其令人着迷的表现在业界被广为传颂，并吸引了媒介的广泛关注。然而，他生前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甚至时至今日，这些贡献依旧被他快速成像等方面的成就所遮蔽。

　　自50年代中叶起的20年里，兰德一直是一系列突破性空间侦察技术的教父。他先后为五位总统和五位中情局局长当顾问，由他牵头，在政府、工业和学术界之间形成不可思议的创造性合作关系，为国家提供了撩开铁幕的新手段。他善于发现应用前景广阔的新技术，推动政府资助并保护那些愈挫愈勇、为新发明的诞生孜孜不倦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当尖端照相机系统出现故障时，兰德会卷起袖子，亲自披挂上阵，帮助工程师们解决技术难题。把兰德带入白宫核心科学顾问圈的基利安称他的这位剑桥邻居和朋友为“真正的天才”。

　　“他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新颖、诙谐、清晰地阐明复杂想法的天赋，这些都能把会议或报告提升到更高的讨论角度。”基利安说，“他指出，出路就在于发展情报收集新技术，例如功能更强大，操作更安全的侦察机和卫星。出路还在于美国情报机构，加强有重要价值行动的决策工作，为国家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与总统们会面时，他雄辩的口才和明晰的阐释往往激发出他们潜在的想像力，鼓动他们作出决定，担负起在此之前尚属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领导角色。”

　　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文曾与兰德共同在中情局顾问委员会当过多年政府顾问，他形容兰德是“天才加爱出风头，极有成就和说服力的人”。

　　60年代中期，在中情局指导科技工作时，维尔伦认识了兰德，他说：“他看似逍遥自在……有种放荡不羁的意味，但如果你注意聆听，你会发现他谈的都是些深刻的东西。他能用一种近乎诱惑的方式探知别人的想法。”

　　后来，在他生前与基利安的一次谈话中，兰德思考了自己的贡献。基利安回忆说，兰德认为他的主要作用是“向总统和其他领导人阐明了科学所具有的人文和美学方面的价值。他更以自己传授给他们科学的本质和价值、而非他在增强国家军事、情报和空间技术方面的巨大的技术贡献为傲。”

　　兰德19岁时，就因发明合成滤光片开始在光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康涅狄格州诺里奇和桥港长大，少年时代，他第一次被光的奥秘所吸引。兰德的祖父母艾弗拉姆和艾拉是俄罗斯犹太人，19世纪80年代带着两个儿子哈里和萨姆从家乡敖德萨移民美国。哈里在父亲去世后接管家里的金属废料生意，与玛莎·古德法登结婚。1909年5月7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埃德温·兰德在桥港出生。

　　和附近的男孩子一样，埃德温·兰德也加入了童子军，严格遵守戒律。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迷上了对光的研究，后来一直吸引了他一生。他产生了过滤光的念头，尤其是开发一种更易得的能改善偏转振性能，包括消除刺目强光的合成滤光材料的想法让兰德自己也目瞪口呆。通过吸收光亮中最强的光线，同时允许稍弱光波透过，就可使滤光材料发挥作用。

　　今天，滤光片已成平常之物。它们被用于太阳镜、照相机镜头、袖珍计算器和电子表上，以去除刺眼光亮。如果兰德的雄心壮志能实现，汽车制造商们也会用偏转塑料消除车头灯炫目的亮光。但当兰德第一次转向此领域时，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造滤光材料，光的过滤在物理实验室及其他秘密应用中大受限制。兰德着手研制人造滤光材料，显然，他的动机是对探寻科学奥秘的精神，以及对一种有许多用途的产品潜在的商业市场和价值的正常信任。兰德一生中总能令科学与商业完美地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1926年秋，哈佛录取了这个公认的发明家。但当他在那里感受到约束和限制时，他在圣诞节前退学了。在芝加哥短暂逗留时，他曾致力于小说创作，但以失败告终。后来，又转到纽约，正式开始研究光学和光的过滤。他在公寓间搬来搬去，在地下室和密室里建临时实验室，并一直阅读位于42号大街的纽约公立图书馆里所能找到的任何关于光学的书籍。他常常一整天都坐在宽大的阅览室里，一心扑在那些晦涩难懂的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