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五章 我想我发现了你要找的飞机(2)

　　塔尔博特掂量了一会儿这一威胁，然后拿起电话打给洛克希德公司。“我想塔尔博特或许是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后来，兰德回忆说。

　　一旦他能和约翰逊自由地交谈，兰德就有了所需的周转空间，为新的侦察系统起草一份详尽计划。柯达的亨利·宇茨报告说，他们公司正在开发一种以聚酯薄膜迈拉为基础的胶片。传统胶片的重量和厚度长期限制着它们可以被带上侦察机的数量。相应的，这就限定了飞机的拍摄范围。因要保证机重尽可能轻，以便能在极高空作远程飞行，这些就成了对CL-282来说，尤为敏感的问题。当宇茨告诉兰德，柯达几乎未发现这种新胶片的商业潜力，标志着他们不会急于完成此项工程时，兰德指示他说基于国家利益，需要继续这项研究。柯达虽然加快了研制进程，但直到洛克希德的飞机投入使用时，这种名为Estar的新胶片仍未问世。

　　兰德固执地认为深入苏联的侦察飞行不能由空军负责。穿军服的飞行员驾驶全副武装的军用飞机比平民飞行员驾驶没有武器装备的飞机，将会给莫斯科更多威胁，也更易招来攻击。像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兰德也担心对苏领空的军事侵犯会引发一场战争。在兰德的计划里，CL-282是一架为中情局工作的，由平民驾驶的不起眼的飞机。事实上，他还计划把整个方案都移交给中央情报局。

　　到10月底，兰德已准备好向中情局和空军提出他的计划。他和小组同仁在华盛顿的中情局总部与艾伦·杜勒斯和特雷弗·加德纳会面。加德纳大力支持此想法，杜勒斯却别有所思，他对能否承担军事使命感到怀疑，更不用提这种管理飞机制造的艰巨的技术性任务了。他丝毫不知，兰德对研究挑战与生俱来的热情，也不明白他利用中情局当跳板的远见。杜勒斯的态度很不明朗，兰德对他的消极态度非常失望。“我们知道，我们能得到那些苏联轰炸机的照片。”他后来对中情局历史学家韦尔奇恩贝奇说。

　　这时，兰德和基利安悄悄去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为正式提案的通过打基础。基利安委员会尚不准备提交报告，但他们两人坚信：配备有达到最新发展水平的照相机系统的CL－282能为国家提供亟需的关于苏联军事威胁的情报，他们希望华盛顿能尽快用上这种飞机。

　　10月底，基利安和兰德对白宫的造访并未记录在总统的正式日程表上，会见的确切日期也不清楚，但基利安和兰德后来曾向韦尔奇恩贝奇讲过，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部长和这些秘密行动的主管安德鲁·古得佩斯特将军，回忆说总统极少为这种高度敏感的事情，私下里去会见基利安和兰德。他还说对于非常重要的计划，总统常在比政府机构正式提交给他以前，就先给予初步赞同。这种渠道允许总统推动政府机器实施行动，而不被其他官员意识到他的参与。“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角色。”古得佩斯特回忆说。艾森豪威尔在其他领域也采用这种幕后管理风格，普林斯顿政治学者弗瑞德·I.格林斯泰因在他于1982年出版的书《总统任内的无形之手》中有相关描写。

　　在CL-282这件事上，将此项目授权给中情局而非空军的想法，很可能引起五角大楼的痛心和嫉恨，或许这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隐瞒其早期介入的另一原因吧。与基利安和兰德秘密会见本身就是对重要事务正常决策程序的违背，而且艾森豪威尔更希望不让五角大楼和中情局知道他如此依赖两个平民的意见。

　　在白宫会见中，兰德很快就直奔主题。“我们告诉总统我们对这架飞机满怀信心，它肯定能发现并拍摄下苏联的‘野牛’轰炸机队。”

　　基利安在他1977年版的回忆录里细述了那次总统办公室的会面。“兰德描述了无武器装备的飞机系统，并建议着手开发。听了我们的建议，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之后，总统同意研制这种飞机，但他强调必须以非常规的方式运作，以避免卷入国防部的官僚政治和各军种之间的竞争。”

　　CL-282是基利安委员会的第一份切实计划。三个月前同意成立该小组的艾森豪威尔很高兴获悉，美国很快就可以使用新型、更具抵抗力的侦察机了。“那时，这项成果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指出：“与苏联相比，我们的情报系统糟得不能更糟了。”

　　与基利安和兰德会面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再次感受到低空侦察飞行的危险。11月7日，星期日，午间时分，在北海道的北部日本岛屿，两架苏军喷气式战斗机击落了一架美国B-29照相侦察机。该机是在去二战后被苏军占领的千岛群岛执行绘图任务时被击落的，在报废的飞机坠落到克尼比苏镇之前，11名机组人员紧急跳伞，其中10名生还，一名丧生。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总统在电话上讨论了这一消息，他告诉总统：“无论何时，飞到哪里都像是在冒险。我们认为飞机是在日本领空，但那些苏联人却认为那是他们的领空。”按日程安排，当天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要会见一批国会议员。杜勒斯对总统说：“我们不能承认太多。”总统沉思了一会，说：“是的，我们不能承认太多。”他当然不打算承认华盛顿是故意派遣侦察机入侵苏领空的。

　　兰德在试图向杜勒斯和空军宣传他的计划时，并未透露出总统的支持。与总统会面后不久，兰德就把注意力转回到杜勒斯身上。11月5日，他送给中情局局长一封保密的、措辞坚决的信，明确表示他期望杜勒斯同意此计划——毫无疑问，与总统的会面给他壮了胆。“这是我们小组的简要报告，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认为空中拍摄势在必行，而且在目前也是可行的。我不知道空军的协助对这个项目是否合适，但显然，由中情局协助更为合理。我们想告诉您的是，在我们看来，这种行动和技术正符合中情局的当前形象：一直被认为形象良好，并一直注意维护同现代科学机构的联系。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您必须一直维护自己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如有必要，协助合作伙伴收集情报。这个空中拍摄项目似乎是我们开始行动的最好契机。”

　　这则信息的意义远不止所提议的飞机，兰德还建议中情局从根本上改变行动风格。他希望他们成为技术革新的领袖。这既不是1947年杜鲁门政府和国会成立此组织时期望它担当的角色，也非包括杜勒斯在内的前几任局长所鼓励的。兰德正刺激杜勒斯把他的团体推向旨在创建新的情报收集系统，成为有关情报收集方面的科研领域的前沿阵地。直到此时，中情局还在强调更传统的侦察工作，并一直作为情报估价的票据交易所。它还在国外组织了很多侵略性质的秘密活动，包括准军国主义、政治和宣传行动，却从未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投入过太多资金和力量。

　　杜勒斯并不反对扩大本机构的职权或预算，显然，他对总统的参与相当敏感。他最终看到了兰德计划的价值，虽然他从来都不是科技的坚定拥护者。在阅读兰德的信时，他未必知道其中的深远意义，但他肯定意识到了凯利·约翰逊的喷气动力滑翔机可以为他所用。兰德强有力的游说，最终让他趋于接受此项计划。

　　但空军并不会轻易妥协。11月9日，当兰德、基利安和加德纳在伯班克“臭鼬工厂”视察CL-282模型时，赖特空军发展司令部的西伯格少校正敦促空军保护他支持的两项计划：B-57和X-16。普特将军安排在11月18日召开会议，讨论不同的飞行计划，基利安负责的委员会成员也在被邀请之列，包括兰德和费斯克。兰德获悉要召开此会议后，立即召集好几个情报组的成员赶到华盛顿，以确保他们一致认同CL-282的优越性。他要求具有良好航空事务专业素质的艾伦·多诺万从康奈尔赶来，在五角大楼会议前一天，与小组成员一同讨论CL-282。

　　兰德要求控制小组成员数目的想法，经证明是颇有预见性的。为保证讨论的机密性，兰德安排大家聚集在一辆车里。那是个寒冷的雨天，当多诺万走近宾夕法尼亚大道那座老旧的办公大楼时，约翰·塔基在一辆等在路边的四门福特车里叫住了他。塔基坐在驾驶座儿上，多诺万拉开车门，发现兰德、贝克、珀塞尔和费斯克都挤在车里。他们绕着华盛顿转了两个小时，多诺万一直在耐心地解释CL-282如何能为横穿苏领空提供最佳的机会。

　　11月18日，兰德、费斯克和基利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会见了普特将军、西伯格少校及其他许多空军官员。兰德和科学家们明确表示他们更赞同洛克希德飞机，普特将军和他的空军同僚们当时是否已意识到总统也赞同CL-282尚不得而知，但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兰德和基利安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是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去研究国防事务的，他们必须得到拥护。

　　当天下午，凯利·约翰逊抵达华盛顿，他是被颇有预见性的特雷弗·加德纳召来的。“他们想再次确定我们的计划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约翰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加德纳及其同仁与约翰逊一丝不苟地审查了各个细节。约翰逊在回忆录里说：“他们又让我经历了一次自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的严格考试。”

　　次日，空军部长塔尔博特在五角大楼举行午宴，评论这款飞机的特点。客人有兰德、约翰逊、加德纳、杜勒斯、中情局副局长卡贝尔将军和普特将军。虽然空军对此计划依然存有疑虑，还对中情局可能负责这款飞机的生产而愤愤不平，但他们却为兰德投入的极大热情表示钦佩。卡贝尔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参加午宴的所有人都表示赞同。“洛克希德公司描述的专门计划是可行的、理想的，是可以投入实施的。”所需资金将不纳入正常的政府审计，而是从保密账户支取。

　　约翰逊立即飞回伯班克，当晚就会见了洛克希德公司高层主管。他们同意了他的仓促建议：“臭鼬工厂”不只制造一架样机，还要负责制造出整整30架飞机。这个决定最终把约翰逊不起眼的试验性设计和计划行动转变成了飞机制造实践。

　　约翰逊开始着手重新设计该机的好几个特性。他采纳空军的建议，把引擎换成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发动机，去掉他原计划使用的起落滑板，选用了轻型自行车式的起落装置。他还增大了照相机槽的尺寸。即使这样，照相机槽的尺寸大小还是引起了约翰逊与兰德和吉姆·贝克的争论，约翰逊力图节省空间，兰德和贝克则只求扩大机舱以安设更大的照相机。

　　11月22日，周一下午，杜勒斯造访总统办公室，向总统汇报他们的决议。总统秘书安·惠特曼在日记中写道：“这一次讨论的是耗费巨资来制造新式侦察机的可行性。”翌日，协助制定情报政策的中枢机构——情报顾问委员会通过了杜勒斯提交的制造新式侦察机的正式请求。感恩节前一天，也就是11月24日一大早，杜勒斯呈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份三页长的备忘录，以寻求官方批准。上午8点1刻，杜勒斯、卡贝尔将军、空军部长塔尔博特、空军参谋长内森·崔宁将军、普特将军、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及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在白宫晋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

　　因为总统下午要与夫人玛米到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度周末，谈话进行得很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预测高空侦察飞行有可能激化与苏联的矛盾，预言困难将可能很大，但“我们完全可以克服”。会议仅持续了15分钟。

　　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中情局在空军协助下组织此次行动，他不愿意有任何美国军方的飞机或飞行员介入。崔宁将军对此决定很是不快，虽然这次会议不是他表示疑虑的场合。但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杜勒斯和他的部属“过于自信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运作此类项目”。

　　无论这款飞机的制造技术多么先进，把美国侦察机送入苏领空高处的想法仍然充满了危险和未知性。几个小时后，艾森豪威尔接见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姆·诺兰时，心中还一直在掂量着它的后果。诺兰，这位加州保守派经常对总统表示不满。本月早些时候，苏军击落美机后，他曾经呼吁中断和苏联的外交关系。

　　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暗示了他正采取追踪苏军行动的措施， 希望诺兰明白政府对苏联的压力并非只是消极反应。整个谈话都被总统在诺兰到来之前就打开的录音机录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的拜访者说：“你不清楚我们有很强的攻击性……在侦察和许多事务方面，我们都很积极。我连续作出了很多冒险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