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六章 命中注定的任务(1)

　　理查德·M.比塞尔45岁时开始负责U-2计划，此前他从未参与过飞机制造，对工程学和侦察技术几乎一无所知，但在两次极复杂、极重要的项目组织管理中，他都曾担负过重要角色。二战时，他曾协助指挥美国军需护航队飞越大西洋。战后，他实施了美国支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中的一项临时计划。他是一个高效的执行者，善于学习，作风雷厉风行，各司其职，省却了影响联邦机构工作效率的繁文缛节与层层审批制度。他不怕冒险。选择比塞尔负责将CL-282及其新型照相机和胶片系统从制图板变成现实，并送入莫斯科上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1994年去世的比塞尔在冷战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因在冲突旋涡中心的工作而备受崇敬，但同时也招来许多抨击。最主要的是，他作为1961年失败的古巴猪湾侵略偏执的策划者而为人熟知。那次失误使刚上任几个月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颜面尽失，且很快就导致比塞尔不体面地离开中情局。作为1959到1962年间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总指挥，比塞尔还支持中情局一些最冷血和最愚蠢的做法，包括对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实施的一系列暗杀计划。

　　和中情局的其他早期领导人一样，比塞尔也是个患有贵族理想主义和傲慢自大综合症的人物，他们使中情局长久以来陷入狂热和不理智状态。比塞尔热情支持他尚不了解的秘密活动，这显然是他在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最好注解。在那些无法用冷战紧急事件为借口而开脱的中情局行动中，他及其同僚无视民主原则，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中情局在冷战中采用暗杀、军事政变和其他手段处理与苏联关系的话，美国无疑会自取灭亡。他们还低估了这些行动是多么容易暴露自己，使中情局和美国陷于极其难堪的境地。

　　多年后，比塞尔试图改正这些问题，或许是因为他从前批准的一些密谋带来的麻烦太多，毫无疑问，他饱受外界抨击，那些批评一直影响到他退休以后。在他去世两年后， 由乔纳森·E.刘易斯和弗朗西斯·T.普德罗撰写的回忆录说，比塞尔曾反思，是否是由于贵族寄宿学校和常青藤联合大学的优越环境导致他和别的中情局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很难回答，”他写道，“在中情局工作时，我们很多人并不很遵守那些从前遵守过的、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爱国主义和树立美国大国地位的信念，在我们的成长和教育中根深蒂固，这肯定也影响到了中情局的内部氛围。”

　　这不过是他闪烁其辞的辩解而已。他的私人书信和文件至今仍被家人和朋友所收藏，尚未公布于世。

　　由于对秘密行动意见不一，以及研制U-2和“科洛纳”侦察卫星的长期保密性，比塞尔和中情局在制造太空机器，在帮助美国设法挺过冷战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件事情上，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公众认可。比塞尔安排的管理新式侦察系统的严密组织是充满活力的、无官僚做风的管理模式的典范，一点不像今天许多繁冗拖沓的政府工程。50年代，因为缺乏国会控制，他可以有更多的运作空间，用他喜欢的方式管理中情局的行动。

　　逐步锻炼成为经济学家的比塞尔，之所以进入情报界，是因为他的聪明智慧、社会关系和到冷战前沿大显身手的诱惑。他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一个上层家庭，他的英国祖先在17世纪时，定居康涅狄格州温莎的新世界，离哈特福德不远。家族里出过一位丹尼尔·比塞尔中士，曾担任乔治·华盛顿将军的间谍。比塞尔的祖父大半生都生活在芝加哥，后来比塞尔的父亲又把全家搬回到康涅狄格，在保险业界和哈特福德消防公司都有稳定、繁荣的事业，他父亲曾任公司总裁达25年之久。现任太太玛丽是中西部铁路主管的女儿，美丽、高雅，对冒险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和狂热，喜欢活跃的聚会，这明显地影响和激励了她的儿子。这小家伙是一辆黄色跑车——决不是哈特福德那种典型的贵妇车，而是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剧本里好挑战传统的家伙。

　　比塞尔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1909年9月18日生于哈特福德市法明顿大道的马克·吐温宅里，那是一栋不规则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宅邸，是塞缪尔·克莱蒙斯在康涅狄格首府居住时建造的。比塞尔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夏季时全家到缅因海岸避暑，通常住进在黑港租来的房子里，那是彼诺斯克湾群岛中的伊斯勒布洛岛上的一个小村镇。在那些夏日居留期间，比塞尔对帆船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这项爱好持续了一生。在缅因海岸风高浪急的水域学习操纵小帆船时，母亲是他的教员和同伴。那里波涛汹涌，天气多变，玛丽收紧风帆，驾驶小船迎风而上，不惧危险以追求速度的极限。

　　后来数年中，比塞尔常向大海寻求慰藉、轻松和解脱，以暂时忘却华盛顿的剑拔弩张。他总是驾驶他那57英尺的双桅帆船“海上女巫”向海洋进发。“我把它弄得伤痕累累，”他对传记作家埃文·托马斯说，“但无论有多么触目惊心，与官场争斗相比，那都只是小巫见大巫。”虽然他的工作就是指导开发最新技术，但他的“海上女巫”却没有雷达、声纳等基本的航海装备。他依靠夜雾中钟塔的指示航行，他在这些危险中体会到无穷的快乐。批评不计后果的密谋行动的人们或许能看出，他的领导风格完全是他在海上冒险习惯的翻版。

　　少年时的比塞尔高而瘦，不爱运动，还患了严重的内斜视，直到八岁时，才通过手术矫正过来。进入新英格兰的格罗登贵族预备学校后，他觉得自己像被遗弃了，想家想得厉害。他默默地躲到图书馆的精神世界里，与学校里其他孤独者建立了终生友谊，包括约瑟夫·奥尔索普，他后来成为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保守派权威之一，还有路易斯·欧勤克劳思——天才小说家和上流社会编年史作者。后来，比赛尔从格罗登转到耶鲁，主攻历史。

　　1932年从耶鲁毕业后，比塞尔花了一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被在那里学到的凯恩斯理论所打动，随后又返回耶鲁，努力学习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反对外来的共和党信仰，支持民主党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比塞尔在耶鲁首次开课教授凯恩斯经济学，这个广受欢迎的本科生课程吸引了另一群学生，他们最后都在华盛顿身居要职，包括邦迪兄弟——麦克乔治和威廉姆。麦克乔治曾任约翰·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而威廉姆是50年代初，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家，约翰逊时期的助理国务卿，也是越战的策划者之一。

　　1939年，比塞尔以每天20页的惊人速度发表其关于资本理论的论文，在耶鲁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他还协助学校组织了反对美国介入升级的欧洲冲突的“美国第一委员会”。“虽然我一点都不喜欢纳粹理念，但我觉得它对美国并无侵略危险，而且在我看来，也并未糟糕到必须开战，我认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到1941年初，他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并很愉快地接受了到商业部工作一年的提议，于1941年10月搬到了华盛顿。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彻底改变了比塞尔的计划。几周后他应召去帮助和组织为美国驻外军队运输军火和其他货物。不久，他被分派到战时航运管理局——华盛顿负责管理美国商船的机构，被要求研制一种预报系统，精确预计美国向外国港口海运军需物资的时间。当时距计算机时代尚远，所以他不得不在四个助手的协助下，编辑每艘可用船只的卡片档案。他设法提前三个月作出了预测，准确率高达95％。显然，比塞尔在处理政府工作方面颇有诀窍，并有能力承担重要的任务。

　　那次工作给比塞尔提供了接触高层、锻炼管理能力的机会。1945年2月，他是雅尔塔会议美国代表团的助理。会上，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讨论了战后在欧洲各自的势力范围。同年夏天，比塞尔还参加了在柏林城外举行的波茨坦会议。那时，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他从杜鲁门和斯大林艰难的谈判中得出结论：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战时联盟即将崩溃。

　　接下来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杜鲁门政府一直努力恢复美国经济，以适应和平环境，比塞尔在战争动员与恢复署和经济稳定办公室工作。比赛尔和妻子当时定居在乔治敦，他们在那儿有一个轻松愉快的社交圈，包括好几个注定要在中情局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如弗兰克·魏斯纳——中情局秘密行动的首位负责人、谢尔曼·肯特——著名的苏联事务情报分析家等。比塞尔还与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特蕾西·巴恩斯——另两位中情局早期主管建立了友谊。然而，他最紧要的工作还是恢复其学术活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自1942年就为比塞尔提供了职位。1946年9月，他和家人搬到剑桥。

　　在那里，他没有待多久。1947年7月，杜鲁门的商业部长及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财产继承人埃夫里尔·哈里曼打电话，把他推向了“马歇尔计划”管理的核心地位。他在回忆录中讲道：“这或许是我事业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几年。”此话似乎反映了他对“马歇尔计划”的由衷感情，及对他后来去中情局工作的矛盾心态。1947年秋季，比塞尔的任务是管理一个由美国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准备一份关于援欧计划价值的评估报告。委员会领导是哈里曼，二战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委员会旨在帮助激起民众和国会对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议的恢复计划的支持。1948年4月，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后，比塞尔又被召回华盛顿，此次是协助经营新的政府机构——经济合作局，该局由国会创建，负责分配援助资金，并监督这些援助资金被合理利用。

　　比塞尔对项目拥有控制权。毫无疑问，马歇尔计划是前所未有的慷慨项目。当然，四年输入133亿美元（相当于今日的990多亿美元）帮助欧洲战后恢复的同时，美国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欧洲大陆的经济破败极易引起政治动荡，还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显而易见，美国的未来安全和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重建，包括自由市场的复兴和稳定、民主政府的重建等。以那些标准来衡量，“马歇尔计划”是一项利人利己的、极有远见的有效举措，但从更广泛的人性意义上看，该计划又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项目，它帮助数百万赤贫人民重建生活、事业和家园。

　　了解比塞尔是如何轻易地用各种手段对付共产主义的并不难。“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抵制苏联将其影响公然扩张到西欧的行动，中情局曾为此暗中活动。实际上，在负责“马歇尔计划”时，比塞尔进入间谍游戏并不需要多少角色转换。1949年，他曾从经济合作局抽调资金，支持华盛顿在欧洲的间谍活动。毫不奇怪，此要求出自弗兰克·魏斯纳——当时的政策协调局局长，这个秘密项目转交给中情局之前，就是由该部门负责的，他通知比塞尔说哈里曼已同意转移资金。

　　因为生意和社交活动的需要，比塞尔与魏斯纳曾经见过几次面。几年后，比塞尔进入中情局。“虽然，我记得此前在公事上与他素无瓜葛，但在生活中，通过乔·奥尔索普等朋友，我开始认识、了解并信任他。”资金来自欧洲国家向“马歇尔计划”捐献的本国货币。据比塞尔说，几乎所有的欧洲资金（95％）都用在重建工作上，剩下的5％为用于支付该计划的管理费用而存入基金会。比塞尔为魏斯纳动用的就是这笔钱。他觉得这没错，他给魏斯纳的这笔资金本该用于已经从“马歇尔计划”中直接获益颇多的政党和工会。

　　不久，比塞尔本人也转入中情局。1952年初，“马歇尔计划”即将结束时，比塞尔接受了经济合作局前任局长保罗·霍夫曼领导的福特基金会为他提供的职位。在基金会的工作使他得以出任中情局顾问，不久，他开始就各种问题向中情局提出建议，并定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会见其他中情局顾问。

　　通过马歇尔计划，他结识了在国务院德国事务办公室工作的埃利诺·杜勒斯。她是艾伦·杜勒斯和即将成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妹妹。埃利诺·杜勒斯把比塞尔介绍给她的哥哥们。1953年底，艾伦·杜勒斯力劝比塞尔到中情局做全职工作。乔治敦的巡回宴会给了他们会谈的良机。“一天，在斯图尔特·奥尔索所举行的盛大的晚宴上，”比塞尔回忆说：“杜勒斯正要离开的时候，我拉住了他的胳膊，向他提到我在福特基金会进行的特殊经济项目即将结束，我必须找到新工作。他让我在换工作之前去见他。”

　　作为华盛顿和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比塞尔毫无疑问可以选择进入政府高层，包括进国务院。但正如50年代初期，其他人对政府职业，尤其是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看法一样，比塞尔不得不考虑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他的经历虽然毋庸置疑，但他明白政治迫害正威胁着所有政府机构。国务院受到的打击尤为激烈。很大一部分应归罪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没能坚持立场，抵制麦卡锡对包括比塞尔的朋友在内的外交使团的攻击。实际上，国务卿甚至雇用了一名麦卡锡的助手，在部门内部对破坏活动展开调查。与他哥哥相反，艾伦·杜勒斯坚决拒绝自己受麦卡锡主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