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八章 初露锋芒(2)

　　伦达尔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他的观点的机会。1954年12月13日，凯利·约翰逊得到制造新飞机命令没几天，尚不知这个项目中的伦达尔被通知马上放下工作，到艾伦·杜勒斯办公室报到。伦达尔疑惑不解，忐忑不安地赶到局长办公室，发现杜勒斯和比塞尔都在。他们向他透露了洛克希德新型飞机计划，及其拍摄高质量的照片的目的。他们指示伦达尔立即参与这个项目，成立一个组织，以有效利用这些照片。他将直接向比塞尔汇报，成为比塞尔领导的管理侦察项目的一个独立分支项目。

　　在决定让中情局掌管照片分析工作时，杜勒斯否决了局主要行政官员劳伦斯·里德·怀特的建议，他认为五角大楼可能有更齐全的设备处理这些工作。杜勒斯根本不会让扩张其谍报帝国的大好时机轻易溜走。怀特回忆说，他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杜勒斯将金属框眼镜抬至额头，回答道：“里德，你不会以为我拍了那些照片后，还要让别人告诉我这是些什么吧？”

　　伦达尔简陋的照片分析工作室显然应付不了预计在1956年中期将开始处理的大量照片。这样的条件也不符合白宫严格的保密要求。为保证这项侦察机计划尽可能秘密地进行，甚至对一些最高级司令官和情报官员都秘而不宣，因此照片处理及从中提取的信息的传播都必须受到严密控制。伦达尔必须独立进行更大规模的操作，而且不能泄露给他目前尚无权得知这个项目的上司。他们被告知，伦达尔被调去为局长的一项特别项目工作了。

　　伦达尔接到任务后的几周内，跑遍全国，会见了埃德温·兰德、凯利·约翰逊、吉姆·贝克和负责这个项目各个方面的其他人物，同他们商量他负责的照片分析员操作的拍摄标准。中情局在华盛顿找到一栋能容下审查照片所需的设备和大量工作人员的建筑。即使柯达将在另一处进行大部分的底片处理工作（它本身即意义重大），伦达尔仍需要工厂式的处所。但他们还必须毫不出众，以避免引起注意。

　　映象池附近的中情局楼群根本不适合。中情局又考察了各种可能的场所，包括废弃的采石场和洗衣店。伦达尔和中情局最终选定了斯图亚特大楼，是位于纽约的纽约大道和第五大道交叉处的一栋七层办公楼。福特代理商斯图亚特汽车公司占据下面三层，包括一层展厅。中情局租了上面四层，约有5万平方英尺工作空间。

　　这栋楼破烂失修，位置也颇不令人放心。油漆从天花板上片片脱落，水滴沿墙壁渗漏，没有空调，附近无像样的饭馆，四邻街道犯罪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夜间。但伦达尔还必须设法对付狭小的办公室，很快，桌子、技术设备和不断扩大的工作组就把房子塞满了。因为计划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伦达尔可以从其他机构，包括军队、国务院，甚至国会图书馆征募新成员。大部分工作人员不足30岁，还有很多是女性。战时军队就曾安排过许多女性做照片分析员。

　　中情局还需给伦达尔的机构一个代号。他建议叫“自助食堂”，取纽约“鸿&哈达”自助餐馆之名，这家餐馆每周7天24小时营业。“这将成为华盛顿的情报自助餐馆，”他向中情局提议说。因此，全国最新的情报组织被正式授予“托托马”的代号。“真是名副其实，”伦达尔退休后回忆说，“我们从未关过门、熄过灯。”

　　在伦达尔为第一批照片作好准备之前，比塞尔必须先找到一组愿意驾驶U-2侦察机飞进苏联的熟练飞行员。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比塞尔选用外国飞行员，这丝毫未减少此项工作的难度。这也反映了艾森豪威尔将U-2行动与美国军队撇开的决心，若被莫斯科查明或拦截，亦可减少这些飞行的麻烦。

　　挑选一组合格的外国飞行员并非易事。1955年6月，U-2侦察机第一次试飞之前，已同意负责飞行员训练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找到了许多外国飞行员，包括好几个驾驶过P-51的希腊飞行员。他们曾在冷战早期几年间，驾驶这种二战时期的单螺旋桨飞机飞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执行中情局任务。这些外国飞行员中有八名被选送去参加训练并被派到阿拉巴马的克雷格空军基地。1955年12月27日，给比塞尔的备忘录报告说，所有的飞行员都“显示出了合格或高于合格的飞行员素质”。但备忘录也指出这些人的英语都不太流利。

　　那八名飞行员被带到亚利桑那州参加喷气机培训。其中四名最终通过并被派到格卢姆湖基地，好几个都曾驾驶U-2侦察机试飞，但他们对驾驶这种极不稳定的飞机显现出缺乏经验时，很快就被迫退出此项目。“天哪，只能决定用美国飞行员了。”凯利·约翰逊在日志中写道。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中情局仍必须遵循命令，不得选用空军飞行员执行U-2飞行任务，至少不能用现役的。最富创意的解决办法是，挑选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先让他们退伍，再以平民身份为中情局工作，并承诺有朝一日还可重续他们的空军事业，并不失资历。这种变通被称做“羊用防腐浸液”，是对清洗羊毛的一种液体消毒剂（绵羊在剪毛前浸泡其中以杀死寄生虫）名称的直接借用。

　　空军推荐从德克萨斯州博格斯特龙空军基地和乔治亚州特纳空军基地的好几个即将解散的战略战斗机组挑选。被分配到这些飞行组的飞行员都曾驾驶F-84喷气式战斗机参加过朝鲜战争，包括驾驶单引擎飞机在海上作长时间飞行，这对飞越苏联的马拉松式的行动可谓是极有益的经验。

　　马丁·科努森是特纳空军基地的一位飞行员。一天，他出乎意料地被中队长召去，被秘密告知不久他将与另一政府机构派来的人接洽，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具体信息。第二天，他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邀请他到离基地最近的城镇乔治亚州奥尔巴尼惟一的宾馆去。科努森到达时，接待者向他出示了一下政府证章，然后告诉这位飞行员他已被纳入一项政府秘密行动的考虑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里，科努森会见了中情局代表。“我真正知道的只是，这次美国行动是在一架异乎寻常的艺术型飞机里为国家利益执行一次危险使命。”如果科努森能通过一套体格和心理测试，并能通过彻底详尽的忠诚调查和测谎器测试，他将有资格加入一项秘密工程，月薪2 500美元，是他在空军工资的3倍。被高报酬及冒险性所吸引，科努森同意了。这位狂妄自大的战斗机飞行员以为新飞机应该是很讲究的，并且是超音速型的，其速度至少应该是声速的2倍。同时招来的其他一些飞行员却认为他们可能是飞进太空的第一批人类。当看到笨拙、低音速的U-2侦察机时，他们失望至极。

　　科努森1930年生于明尼阿波利斯郊区圣路易派克，战后还是一名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电机工程学学生的他就开始了飞行生涯。他是受了一名研究士兵法案的同班同学的影响，这位同学曾在二战时执行过飞行任务，在一次着陆中失去了双腿。尽管如此，课后他们常去附近一家酒馆喝几杯啤酒，他总是向科努森津津乐道地讲好几个小时的飞行经历。科努森后来加了空军，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受命到冲绳参加朝鲜战争，执行飞行任务。中情局来特纳空军基地招员时，他已累计了1 000多个驾驶单引擎喷气机的飞行时间，足以符合U-2飞行要求的经验标准。

　　同其他几个在特纳和博格斯特龙挑选的飞行员一样，不久科努森就前往华盛顿参加另外的面试。中情局认为他可以承受进入苏联的漫长单人飞行所需要的技术和心理压力，然后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坚持下，科努森被空军开除。扛着在乔治亚的全部家当，他开始了在俄亥俄、内华达、墨西哥和其他地点艰辛与长期的检查和培训，最终被中情局带到格卢姆湖。

　　首次停留的地点之一是阿尔伯克基的拉夫罗斯诊所。三年前，约翰·格伦和他的备选水星宇航员同伴们曾踏进同一家诊所作彻底的、简直是折磨人的体格检查。后来，汤姆·乌尔夫曾在《合适人选》一书中使这些检查声名大噪。马丁·科努森对此终生难忘。

　　这个诊所完全感染了整个U-2计划的随机性质。通过飞行员和未来宇航员在诊所接受体格检查的许多照片回顾过去，很容易看出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此地既奇怪又可怕。诊断设备庞大吓人，好像总是有电线或管子连到人身体上，诊所工作人员有时还被奇怪地隔离。尽管检查结果看似精确，但那时诊所航空医学方面的很多工作都是试验性的，甚至是即兴想出的。依历史惯例来看，显然，在吸引政府支持和塑造宇航员工程的努力中，该诊所还适当进行抽样检查。不过，它仍不失为一家认真的医疗机构，开拓了航空和宇宙医学的前沿阵地。

　　中情局选择拉夫罗斯是因为，它是全国仅有的几家作航空医学研究的私人诊所之一，航空医学是一门研究飞行对人体影响的深奥学科。虽然在1918年，卢杰创立了航空医学院，后来又在赖特机场成立了航空医学实验室，但当U-2侦察机准备飞行时，此领域仍无太多专家。位于阿尔伯克基的拉夫罗斯具有地理上的优势，那时它还是个偏僻的小城市，为一项保密计划作飞行员检查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诊所是一栋四层的砖坯建筑，坐落在毗邻科特兰空军基地的吉布森大道上，主要是由两个了不起的人物，威廉姆·伦道夫·拉夫罗斯医生和他侄子小威廉姆·伦道夫·拉夫罗斯医生创建的。他们分别被朋友们叫做“医生叔叔”和“兰迪”。诊所是由老拉夫罗斯的医务所发展而来的。世纪之交，这位刚开张的圣路易医生搬到新墨西哥地区帮助病人治愈肺结核。那时广告说这个地方是“肺病患者的天然疗养院”。他很喜欢这里的干燥、广阔的空间和高山，于是停留此地继续行医。先是加入圣达菲铁路做乡村医生，后成为阿尔伯克基医师。1922年，拉夫罗斯和另一位医生埃德加·T.拉赛特尔合开了这家诊所，他也是搬到墨西哥治结核病的。

　　是兰迪·拉夫罗斯（“医生叔叔”的哥哥埃德加的儿子）把它转变成航空和宇宙医学中心的。他颇有魅力，有发明的天分和自我提高的诀窍。他为发明保证飞行安全的氧气面罩和高空跳伞设备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还与华盛顿势力极强的文武官员结成了联盟，由于这些，他在航空和太空界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1959年，他负责水星宇航员体格测试，1964年被任命为国家宇航和宇宙航行局宇宙医学部主任，但是第二年，他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外山上的一次空难中丧生。

　　1955年，马丁·科努森到达阿尔伯克基时，兰迪·拉夫罗斯已经把诊所变成了航空医学中心，除了其他业务，还为军人和平民飞行员全面检查身体和心理素质，并在托尼·利瓦伊尔和其他洛克希德飞行员试飞新飞机时，诊所还派人到格卢姆湖提供紧急医疗服务。诊所医生唐纳德·凯尔高在二战中，作为海军飞行员，曾在太平洋手术台上执行了81次任务。1955年夏，他又被匆忙派到试验基地。那段时间，侦察机升空时，凯尔高就一直在一架操纵飞行的支持机里。“他们给我一个降落伞和一个急救箱，”他回忆道，“还告诉我，如果U-2坠落，我的职责就是紧急跳伞，给飞行员医疗援助。”

　　科努森到达阿尔伯克基后，用假名登记住进天堂鸟汽车旅馆，然后到诊所报到。交上一份完整的家族病史说明后，各种检查就开始了。因为医生要确定他是否能经受住驾驶U-2侦察机可能遭遇的情况，所以，他的每项器官和身体功能都受了检查。最痛苦的是一项头晕目眩的检测，技术术语称为“以温差方法测迷路官能”，实际操作是往科努森耳朵里灌冰水。另一项检查要求科努森赤身浮在“感觉剥夺槽”里，槽里漆黑一片，他看不到任何东西，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凯尔高医生说，大多数飞行员很快就会迷失方向，惊惶失措。

　　科努森和其他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作这些检查。实际上，拉夫罗斯诊所也不明白。“是一种接近体能极限的估测吧，”凯尔高医生回忆说，“我们进行检测，制定标准，但我们也不肯定是否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步去掉不重要的测试。”

　　1956年，科努森接到去“农场”的命令，他的准备工作终于结束了。从南加州飞往“农场”途中，他第一次遇到了U-2侦察机首批飞行员。其中一人来自他在乔治亚的老中队。为严格保密，在长达数周的测试中，中情局一直把他们分散开。

　　飞机从伯班克飞到格卢姆湖后，科努森和其他人才第一次见到他们将要驾驶的飞机的庐山真面目。40多年后，科努森还记得自己看到它时的反应，它造型奇特、完全不是他曾想像过的未来派超音速飞机。“我看了一眼就说，我才不愿驾驶这么个讨厌的家伙”。

　　刚一开始驾驶这架飞机，科努森就很快改变了态度。“我发现这根本不是小孩的玩意儿，”他说，“必须要有很多技巧才能控制得了它。”正如托尼·利瓦伊尔和其他洛克希德试飞员发现的那样，对驾驶U-2侦察机的要求甚高，回报高度熟练的飞行员的也是惊心动魄的体验，包括擦过太空边缘的机会。但它也几乎不允许出错。科努森说：“它是我驾驶过的要求工作量最大的飞机。你必须时刻密切注视仪表盘，否则飞机就会失去控制。”

　　第八章 初露锋芒(2)

　　伦达尔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他的观点的机会。1954年12月13日，凯利·约翰逊得到制造新飞机命令没几天，尚不知这个项目中的伦达尔被通知马上放下工作，到艾伦·杜勒斯办公室报到。伦达尔疑惑不解，忐忑不安地赶到局长办公室，发现杜勒斯和比塞尔都在。他们向他透露了洛克希德新型飞机计划，及其拍摄高质量的照片的目的。他们指示伦达尔立即参与这个项目，成立一个组织，以有效利用这些照片。他将直接向比塞尔汇报，成为比塞尔领导的管理侦察项目的一个独立分支项目。

　　在决定让中情局掌管照片分析工作时，杜勒斯否决了局主要行政官员劳伦斯·里德·怀特的建议，他认为五角大楼可能有更齐全的设备处理这些工作。杜勒斯根本不会让扩张其谍报帝国的大好时机轻易溜走。怀特回忆说，他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杜勒斯将金属框眼镜抬至额头，回答道：“里德，你不会以为我拍了那些照片后，还要让别人告诉我这是些什么吧？”

　　伦达尔简陋的照片分析工作室显然应付不了预计在1956年中期将开始处理的大量照片。这样的条件也不符合白宫严格的保密要求。为保证这项侦察机计划尽可能秘密地进行，甚至对一些最高级司令官和情报官员都秘而不宣，因此照片处理及从中提取的信息的传播都必须受到严密控制。伦达尔必须独立进行更大规模的操作，而且不能泄露给他目前尚无权得知这个项目的上司。他们被告知，伦达尔被调去为局长的一项特别项目工作了。

　　伦达尔接到任务后的几周内，跑遍全国，会见了埃德温·兰德、凯利·约翰逊、吉姆·贝克和负责这个项目各个方面的其他人物，同他们商量他负责的照片分析员操作的拍摄标准。中情局在华盛顿找到一栋能容下审查照片所需的设备和大量工作人员的建筑。即使柯达将在另一处进行大部分的底片处理工作（它本身即意义重大），伦达尔仍需要工厂式的处所。但他们还必须毫不出众，以避免引起注意。

　　映象池附近的中情局楼群根本不适合。中情局又考察了各种可能的场所，包括废弃的采石场和洗衣店。伦达尔和中情局最终选定了斯图亚特大楼，是位于纽约的纽约大道和第五大道交叉处的一栋七层办公楼。福特代理商斯图亚特汽车公司占据下面三层，包括一层展厅。中情局租了上面四层，约有5万平方英尺工作空间。

　　这栋楼破烂失修，位置也颇不令人放心。油漆从天花板上片片脱落，水滴沿墙壁渗漏，没有空调，附近无像样的饭馆，四邻街道犯罪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夜间。但伦达尔还必须设法对付狭小的办公室，很快，桌子、技术设备和不断扩大的工作组就把房子塞满了。因为计划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伦达尔可以从其他机构，包括军队、国务院，甚至国会图书馆征募新成员。大部分工作人员不足30岁，还有很多是女性。战时军队就曾安排过许多女性做照片分析员。

　　中情局还需给伦达尔的机构一个代号。他建议叫“自助食堂”，取纽约“鸿&哈达”自助餐馆之名，这家餐馆每周7天24小时营业。“这将成为华盛顿的情报自助餐馆，”他向中情局提议说。因此，全国最新的情报组织被正式授予“托托马”的代号。“真是名副其实，”伦达尔退休后回忆说，“我们从未关过门、熄过灯。”

　　在伦达尔为第一批照片作好准备之前，比塞尔必须先找到一组愿意驾驶U-2侦察机飞进苏联的熟练飞行员。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比塞尔选用外国飞行员，这丝毫未减少此项工作的难度。这也反映了艾森豪威尔将U-2行动与美国军队撇开的决心，若被莫斯科查明或拦截，亦可减少这些飞行的麻烦。

　　挑选一组合格的外国飞行员并非易事。1955年6月，U-2侦察机第一次试飞之前，已同意负责飞行员训练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找到了许多外国飞行员，包括好几个驾驶过P-51的希腊飞行员。他们曾在冷战早期几年间，驾驶这种二战时期的单螺旋桨飞机飞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执行中情局任务。这些外国飞行员中有八名被选送去参加训练并被派到阿拉巴马的克雷格空军基地。1955年12月27日，给比塞尔的备忘录报告说，所有的飞行员都“显示出了合格或高于合格的飞行员素质”。但备忘录也指出这些人的英语都不太流利。

　　那八名飞行员被带到亚利桑那州参加喷气机培训。其中四名最终通过并被派到格卢姆湖基地，好几个都曾驾驶U-2侦察机试飞，但他们对驾驶这种极不稳定的飞机显现出缺乏经验时，很快就被迫退出此项目。“天哪，只能决定用美国飞行员了。”凯利·约翰逊在日志中写道。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中情局仍必须遵循命令，不得选用空军飞行员执行U-2飞行任务，至少不能用现役的。最富创意的解决办法是，挑选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先让他们退伍，再以平民身份为中情局工作，并承诺有朝一日还可重续他们的空军事业，并不失资历。这种变通被称做“羊用防腐浸液”，是对清洗羊毛的一种液体消毒剂（绵羊在剪毛前浸泡其中以杀死寄生虫）名称的直接借用。

　　空军推荐从德克萨斯州博格斯特龙空军基地和乔治亚州特纳空军基地的好几个即将解散的战略战斗机组挑选。被分配到这些飞行组的飞行员都曾驾驶F-84喷气式战斗机参加过朝鲜战争，包括驾驶单引擎飞机在海上作长时间飞行，这对飞越苏联的马拉松式的行动可谓是极有益的经验。

　　马丁·科努森是特纳空军基地的一位飞行员。一天，他出乎意料地被中队长召去，被秘密告知不久他将与另一政府机构派来的人接洽，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具体信息。第二天，他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邀请他到离基地最近的城镇乔治亚州奥尔巴尼惟一的宾馆去。科努森到达时，接待者向他出示了一下政府证章，然后告诉这位飞行员他已被纳入一项政府秘密行动的考虑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里，科努森会见了中情局代表。“我真正知道的只是，这次美国行动是在一架异乎寻常的艺术型飞机里为国家利益执行一次危险使命。”如果科努森能通过一套体格和心理测试，并能通过彻底详尽的忠诚调查和测谎器测试，他将有资格加入一项秘密工程，月薪2 500美元，是他在空军工资的3倍。被高报酬及冒险性所吸引，科努森同意了。这位狂妄自大的战斗机飞行员以为新飞机应该是很讲究的，并且是超音速型的，其速度至少应该是声速的2倍。同时招来的其他一些飞行员却认为他们可能是飞进太空的第一批人类。当看到笨拙、低音速的U-2侦察机时，他们失望至极。

　　科努森1930年生于明尼阿波利斯郊区圣路易派克，战后还是一名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电机工程学学生的他就开始了飞行生涯。他是受了一名研究士兵法案的同班同学的影响，这位同学曾在二战时执行过飞行任务，在一次着陆中失去了双腿。尽管如此，课后他们常去附近一家酒馆喝几杯啤酒，他总是向科努森津津乐道地讲好几个小时的飞行经历。科努森后来加了空军，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受命到冲绳参加朝鲜战争，执行飞行任务。中情局来特纳空军基地招员时，他已累计了1 000多个驾驶单引擎喷气机的飞行时间，足以符合U-2飞行要求的经验标准。

　　同其他几个在特纳和博格斯特龙挑选的飞行员一样，不久科努森就前往华盛顿参加另外的面试。中情局认为他可以承受进入苏联的漫长单人飞行所需要的技术和心理压力，然后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坚持下，科努森被空军开除。扛着在乔治亚的全部家当，他开始了在俄亥俄、内华达、墨西哥和其他地点艰辛与长期的检查和培训，最终被中情局带到格卢姆湖。

　　首次停留的地点之一是阿尔伯克基的拉夫罗斯诊所。三年前，约翰·格伦和他的备选水星宇航员同伴们曾踏进同一家诊所作彻底的、简直是折磨人的体格检查。后来，汤姆·乌尔夫曾在《合适人选》一书中使这些检查声名大噪。马丁·科努森对此终生难忘。

　　这个诊所完全感染了整个U-2计划的随机性质。通过飞行员和未来宇航员在诊所接受体格检查的许多照片回顾过去，很容易看出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此地既奇怪又可怕。诊断设备庞大吓人，好像总是有电线或管子连到人身体上，诊所工作人员有时还被奇怪地隔离。尽管检查结果看似精确，但那时诊所航空医学方面的很多工作都是试验性的，甚至是即兴想出的。依历史惯例来看，显然，在吸引政府支持和塑造宇航员工程的努力中，该诊所还适当进行抽样检查。不过，它仍不失为一家认真的医疗机构，开拓了航空和宇宙医学的前沿阵地。

　　中情局选择拉夫罗斯是因为，它是全国仅有的几家作航空医学研究的私人诊所之一，航空医学是一门研究飞行对人体影响的深奥学科。虽然在1918年，卢杰创立了航空医学院，后来又在赖特机场成立了航空医学实验室，但当U-2侦察机准备飞行时，此领域仍无太多专家。位于阿尔伯克基的拉夫罗斯具有地理上的优势，那时它还是个偏僻的小城市，为一项保密计划作飞行员检查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诊所是一栋四层的砖坯建筑，坐落在毗邻科特兰空军基地的吉布森大道上，主要是由两个了不起的人物，威廉姆·伦道夫·拉夫罗斯医生和他侄子小威廉姆·伦道夫·拉夫罗斯医生创建的。他们分别被朋友们叫做“医生叔叔”和“兰迪”。诊所是由老拉夫罗斯的医务所发展而来的。世纪之交，这位刚开张的圣路易医生搬到新墨西哥地区帮助病人治愈肺结核。那时广告说这个地方是“肺病患者的天然疗养院”。他很喜欢这里的干燥、广阔的空间和高山，于是停留此地继续行医。先是加入圣达菲铁路做乡村医生，后成为阿尔伯克基医师。1922年，拉夫罗斯和另一位医生埃德加·T.拉赛特尔合开了这家诊所，他也是搬到墨西哥治结核病的。

　　是兰迪·拉夫罗斯（“医生叔叔”的哥哥埃德加的儿子）把它转变成航空和宇宙医学中心的。他颇有魅力，有发明的天分和自我提高的诀窍。他为发明保证飞行安全的氧气面罩和高空跳伞设备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还与华盛顿势力极强的文武官员结成了联盟，由于这些，他在航空和太空界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1959年，他负责水星宇航员体格测试，1964年被任命为国家宇航和宇宙航行局宇宙医学部主任，但是第二年，他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外山上的一次空难中丧生。

　　1955年，马丁·科努森到达阿尔伯克基时，兰迪·拉夫罗斯已经把诊所变成了航空医学中心，除了其他业务，还为军人和平民飞行员全面检查身体和心理素质，并在托尼·利瓦伊尔和其他洛克希德飞行员试飞新飞机时，诊所还派人到格卢姆湖提供紧急医疗服务。诊所医生唐纳德·凯尔高在二战中，作为海军飞行员，曾在太平洋手术台上执行了81次任务。1955年夏，他又被匆忙派到试验基地。那段时间，侦察机升空时，凯尔高就一直在一架操纵飞行的支持机里。“他们给我一个降落伞和一个急救箱，”他回忆道，“还告诉我，如果U-2坠落，我的职责就是紧急跳伞，给飞行员医疗援助。”

　　科努森到达阿尔伯克基后，用假名登记住进天堂鸟汽车旅馆，然后到诊所报到。交上一份完整的家族病史说明后，各种检查就开始了。因为医生要确定他是否能经受住驾驶U-2侦察机可能遭遇的情况，所以，他的每项器官和身体功能都受了检查。最痛苦的是一项头晕目眩的检测，技术术语称为“以温差方法测迷路官能”，实际操作是往科努森耳朵里灌冰水。另一项检查要求科努森赤身浮在“感觉剥夺槽”里，槽里漆黑一片，他看不到任何东西，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凯尔高医生说，大多数飞行员很快就会迷失方向，惊惶失措。

　　科努森和其他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作这些检查。实际上，拉夫罗斯诊所也不明白。“是一种接近体能极限的估测吧，”凯尔高医生回忆说，“我们进行检测，制定标准，但我们也不肯定是否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步去掉不重要的测试。”

　　1956年，科努森接到去“农场”的命令，他的准备工作终于结束了。从南加州飞往“农场”途中，他第一次遇到了U-2侦察机首批飞行员。其中一人来自他在乔治亚的老中队。为严格保密，在长达数周的测试中，中情局一直把他们分散开。

　　飞机从伯班克飞到格卢姆湖后，科努森和其他人才第一次见到他们将要驾驶的飞机的庐山真面目。40多年后，科努森还记得自己看到它时的反应，它造型奇特、完全不是他曾想像过的未来派超音速飞机。“我看了一眼就说，我才不愿驾驶这么个讨厌的家伙”。

　　刚一开始驾驶这架飞机，科努森就很快改变了态度。“我发现这根本不是小孩的玩意儿，”他说，“必须要有很多技巧才能控制得了它。”正如托尼·利瓦伊尔和其他洛克希德试飞员发现的那样，对驾驶U-2侦察机的要求甚高，回报高度熟练的飞行员的也是惊心动魄的体验，包括擦过太空边缘的机会。但它也几乎不允许出错。科努森说：“它是我驾驶过的要求工作量最大的飞机。你必须时刻密切注视仪表盘，否则飞机就会失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