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第十章 实用主义(2)

　　自1954年3月1日起，该项目进展缓慢，在一份简单的名为《先进侦察体系的系统要求（五号文件）》的文件中，兰德公司向空军报告说，1955年3月16日被批准的莱特机场已制定出完全合格的发展计划。1962年，空军一份秘密的报告总结了对早期卫星系统的展望：“在许多方面，或许正如预期的那样，它符合兰德公司早先的研究。它是对‘地面预定地区’连续监视以‘确定潜在敌人的战斗能力’的一种手段。可以预见固有基地发射的侦察卫星将提供日间视觉范围内的各种情报，其精确度足以分辨出机场跑道和洲际导弹发射站的位置。”

　　1955年10月，项目权从莱特机场转交到英格勒伍德，这不足为奇。一方面，笨重的侦察卫星需要强有力的推进器送入轨道，而“亚特拉斯”是最有希望的候选者；另一方面，施里弗长久以来都是卫星计划坚定的支持者，且一直利用他在五角大楼的威望推动它的发展。施里弗比别的空军将领都更重视太空的潜在价值。他与莱格霍恩、兰德的关系，他对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对科技的一贯信心，都让他成为WS-117L理想的负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WS-117L项目将促成好几种不同的情报收集系统的发展，包括探测苏联导弹发射的红外线传感器。

　　但是，连施里弗都被技术和资金问题难倒了。用数据流将高分辨率的图像传送回地球的电子技术尚未完善，而且在未来20年里也无法达到要求。资金短缺也是一大障碍。虽然空军已正式批准这个项目，但它只提供了少得可怜的资金。在研究了四家公司——洛克希德导弹系统部、贝尔电话实验室、格伦·L.马丁公司和RCA呈交的招标计划之后，1956年10月29日，施里弗及其领导的机构指派洛克希德为第一承建者，此时距艾森豪威尔总统被告知苏联人能够追踪到U-2侦察机已近四个月。选择洛克希德完全公正，因为洛克希德成功地将“反馈计划”的两个主要创始者吉姆·利普和鲍勃·索尔特和其他好几位兰德公司高级官员招至麾下。但因为资金限制，洛克希德不得不将工作进度放慢到原计划的1/10。照这种速度，第一颗卫星服役的预定日期还很遥远——预计在1960年3月之后方可投入使用。

　　事实上，在五角大楼，这个项目几乎难以为继。加德纳已经离去，施里弗远在西海岸，在那里，他更难为卫星争取到资金。华盛顿的空军将领们仍对卫星照片能够准确定位苏联军事目标持怀疑态度。白宫和国会都更赞同空军制造导弹。此时，白宫还想要裁减国防经费。在这种情况下，空军宁愿将大部分太空计划预算投到导弹上。

　　1958年，民用卫星升空，这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宣传，侦察卫星的想法在这种背景下显得黯淡无光。事实证明，民用卫星升空具有双重破坏性：它转移了对侦察计划的重视和支持，使之几乎被冻结了好几年。更重要的是，这项计划考虑不周，尤其是过度依赖美国海军安全性能并不高的火箭，这给了苏联在太空击败美国的时机。整个方案是冷战中最大的败笔之一。

　　1950年，一群美英科学家在马里兰银泉市物理学家詹姆斯·冯·艾伦家中进行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诞生了科研卫星计划。这些科学家热衷于绕地球飞行的太空研究，提出在1957到1958年进行一次国际科学大会，会议时间正好与罕见的太阳活动同时，而且这将是自1932年“国际极年”后25年来的首次全球性的大会。在冯·艾伦家中的提议最终得到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67个国家的赞同，选定1957-1958年为新一轮合作研究时期，被称做“国际地球观测年（IGY）”。1952年，一些曾聚集在冯·艾伦家中的空间科学家们建议将发射一颗科研卫星作为IGY的主要目标之一。在1954年10月罗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获得苏美两国科学家同意后，国际理事会批准了此项目。

　　随后的1954至1955年间，集中全美科技经营的国家科学院与1950年成立的独立政府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合作，促使白宫批准了民用卫星计划。政府支持这个项目，但并非出于科学家们提出的那些高尚的理由。对于白宫和五角大楼来说，科研卫星似乎是实现数个国家安全目标的不错途径，即在太空击败苏联，证明对太空的利用将依据空间自由原则。

　　基利安工作组在1955年2月的报告中明确地概述了利益所在。这份保密报告的第五部分是关于情报问题的，埃德温·兰德的特别工作组估算了卫星的可能用途：“我们确信，小型廉价的卫星具有多种与情报相关的重要用途。第一，仔细观察卫星的运转可以直接了解许多外太空状况、地球形态和引力场具体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对设计、操纵远程弹道导弹都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设计大型侦察卫星也是大有裨益的。第二，哪怕一颗轻量级的卫星也可以改造成拓展型的系统（像弹簧床垫一样），成为极高频无线电和雷达信号的反射体。可以相信，这在通讯和情报上也大有用处。第三，世界将赋予第一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以新的威望，显然这种威望需要被给予美国而不是苏联。而且，一颗小卫星尽管不能成为侦察设备如照相机等有效载体，但它却使我们成为属于全人类的太空空间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第五部分以一组共12条建议作结。包括：对情报的需求要求美国立即开始将小型人造卫星送入绕地球轨道的行动。大型侦察卫星的建造须推迟，直到能够适当解决情报收集和传输系统及能源供应等极端棘手的技术问题，同时应等到洲际弹道导弹火箭推进系统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进行。研究发展大型卫星的主要目标应是有选择性地持续侦察，并且要能提供可以辨认出地面物体（飞机、火车、建筑等）的图片信息。

　　尽管这些观点对他们来说，仍然很新鲜，但政府官员们还是支持了建造民用卫星的提议，同时谨慎地向公众掩饰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决定性的时刻于1955年5月26日周四来临，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中情局的艾伦·杜勒斯和一组最高级军官。卫星研究计划是议事日程上的核心议题，在标注为“NSC5520”的指导声明草稿中有清楚表述。差不多一个月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要去日内瓦参加四国裁军高峰会，并在会场上宣布“开放天空”提议。表面上这是在为全人类利益发射科研卫星，但肯定掺杂了艾森豪威尔想要在日内瓦抢占精神领袖地位的想法。

　　那份保密的指导文件列举了一大堆同意卫星计划的理由，包括：五角大楼预测，通过改造现有的火箭零件，到1957和1958年，就能将一颗5～10磅重的卫星送进轨道。文件重新提出基利安委员会的建议，并指出，据说苏联科学家们正在研制卫星。文件还强调，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国家将获得潜在的“威望和心理效应”。“先进技术的展示，及其与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明显的关系，都将对自由世界国家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治决心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苏联可能抢先发射卫星的情况下。”

　　负责战争心理研究的总统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在附于NSC550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强调了这一点。那封信在理事会成员中广为传阅，洛克菲勒写道：“国际威望是这一竞赛的赌注，因此，我们输不起这场比赛。”

　　指导文件清楚地说明，民用卫星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从军事立场来讲，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获得情报的目的足以成为进行大型侦察卫星项目研究的理由。小型科研卫星不能负载侦察设备，因此没有直接的潜在情报价值，但它确实能表明实现大型侦察卫星的技术性进步。况且，只要小科研卫星计划不妨碍大型卫星的发展，它就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负责研究工作进展情况的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夸尔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理事会成员描述了卫星计划。总统从某个角度认识到，卫星是小事，但如果它最终确立起侦察模式，整个国家就将进入“大事时代”。

　　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警告说，在处理这个项目的声明方面，政府必须小心谨慎。显而易见，他在担心，如果政府表现出将太空项目军事化的意图，世界舆论将对华盛顿不利。夸尔斯向洛奇保证，托国际地球观测年之福，美国将不会遭到任何批评。

　　讨论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的助手们提出对项目的反对意见，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在艾伦·杜勒斯强调了卫星项目的重要性之后，再没有人会误解卫星对于情报收集的潜在意义。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顺利通过此项提案。次日，总统也正式批准了这个项目。但最终只要求发射六颗卫星，还必须建造全球追踪地面站。

　　正如洛奇所提到的那样，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个项目都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洛克菲勒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在联合国宣布此事，应与指导文件中“美国必须说明项目的和平目的”保持一致。但最后，白宫被选为宣布地点。1955年7月29日，星期五，在一次有许多卓越科学家出席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公布了卫星项目。白宫新闻发言人詹姆斯·海格里告诉记者们：“现在，我代表总统宣布，总统已批准我国开始进行无人驾驶环绕地球小型人造卫星的研究项目，作为美国参与国际地球观测年活动的一部分……这个项目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使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能对地球大气层外的区域进行持续观测。总统对此非常满意。美国计划为全球科学家们提供这次对科学发展来说，重要的、罕有的良机。”

　　当海格里被问到，这个项目是否与五角大楼将启动的任何卫星计划相关联时，他回答说：“国防部与这个项目惟一的联系是将这些卫星送上天空。”此语一出，很快引起了全国关注。7月30日，《纽约时报》用头版大标题宣称“美计划发射地球卫星至200～300英里外太空，世界将获得科研数据”。另一篇关于卫星科研目的的头版报道出自安东尼·勒维奥，勒维奥指出它无法实现的两种功能：

　　“在收集陆地数据方面，它毫无用处，而这些数据或许可用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审查美苏军事组织的日内瓦计划。

　　“它不能投掷核武器之类的东西，用来对抗敌国。”

　　现在，美国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太空竞争了。政府必须研制出能将美国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令人费解的是，它尚无任何明确的计划。更糟糕的是，白宫过分强调研制卫星的和平目的，五角大楼又不愿从导弹计划中抽出资金，从而使政府错过了推出最优秀的运载火箭——“亚特拉斯”的最佳时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荷马·斯图尔特主持的火箭选择调查给出了一份有严重缺陷的调查报告，这一失误粉碎了美国赶在苏联之前发射卫星的想法。

　　斯图尔特委员会有三种选择。空军极不情愿地提议使用“亚特拉斯”，但解释说，那将抽调出他们用来制造导弹的工程师，而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导弹而非卫星推进器。而且对这两者的功能要求并不一致。导弹需要有导航系统，以引导导弹击中目标，它虽然比卫星推进器的功率小，但要求更精确。“亚特拉斯”必须配置两节甚至是三节火箭引擎，才能达到发射有效载荷到达太空的速度要求。直到1955年夏天，空军还不能保证到1958年底，将“亚特拉斯”试验完毕，交付使用。

　　而陆军和海军也都有它们自己的战后导弹计划。陆军提供的“红石”火箭是50年代初，冯·布劳恩及其团队用完V-2火箭后，在阿拉巴马州亨茨威尔镇的陆军导弹中心研制出来的。“红石”是液体燃料推进火箭，比V-2的功率大30％左右，且轻得多。它与后来将美国人送上月球的“土星”火箭属同一系列，理论上，“红石”是能够将一颗小卫星送入轨道的。于是，在1954年，以一项类似计划为基础，海军研究局和“红石”兵工厂提出了一个联合卫星计划。该计划被称为“人造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