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十三章 心力交瘁(4)

　　6月25日，“发现者四号”的发射是携带“科洛纳”照相机系统首次升空的实验。像前一次的发射一样，“阿吉娜”火箭和卫星并没有进入轨道，而是坠入了大海。包括1月份气垫增压火箭失灵的那次发射，比塞尔和普拉默惟一能指望的卫星发射最终也以在斯匹兹卑尔根岛的失望而告终。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前景光明的开始，这个计划在当时已有的技术条件下似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些挫折让比塞尔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曾经负责的U-2侦察机项目发展是相当顺利的。对此，比塞尔回忆说：“一个实验性的卫星测试系统的失误，对设计者和操作者来说通常是令人灰心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及时地观察并判断哪里出了错误。如果U-2侦察机的测试失败了，飞行员可以回来向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况，除非飞机发生了爆炸。但卫星项目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卫星失去控制并开始在空中燃烧、爆炸或坠毁，然后在大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整个卫星系统在返回时，就已经被完全损坏了，所以要想对它回收并进行技术评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卫星飞行的时候通过遥感勘测技术来得知卫星的相关情况，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你可以从中发现卫星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很多问题是根本无法通过遥感勘测技术觉察到的。一旦失败，你只能重新再来并自求多福了。随着失败的接踵而至，我渐渐发现这种实验是多么令人沮丧和心碎，我们都十分清楚每一次发射的费用都异常昂贵。这真是一件需要极大坚忍精神才能完成的工作：一次一次失败，又一次一次重来，只希望有一天‘科洛纳计划’能够最终成功。”

　　很难想像当今的美国政府可以容忍这样一项困难重重的项目。现在美国对造价昂贵的科技项目失败的容忍度大不如前。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项目不幸成为了两党政治的牺牲品：在野党将会指责执政党为研制一个根本不可行的项目浪费或盲目投入了大量资金。被媒体纷纷曝光的失败记录会让某些项目很快失去民众和国会的支持。而且在当今社会中，像“科洛纳”那样野心勃勃的军事情报项目也很难得到保密。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失败后，要求取消“科洛纳计划”这个裹足不前的项目的压力在1959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大大增加了。

　　但是，比塞尔在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下，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急切了解苏联当时情况的需求一直推动着‘科洛纳计划’的发展，并容忍了发展该计划所面临的巨大风险。”比塞尔当时的一位高级助手约翰·麦克马洪回忆道。

　　古德佩斯特提供的材料可以证明，不管艾森豪威尔对“科洛纳计划”的发展延迟是多么愤怒，但他一直对这项计划心存希望。“艾森豪威尔总是说：‘我们不要担心，让我们一起坚持下去。‘科洛纳计划’很重要，我们非常需要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古德佩斯特说，在恶劣情况下敢冒巨大风险是艾森豪威尔的典型性格。“他是一个在危急时刻决定同美国并肩作战的将军，”古德佩斯特是这样评价艾森豪威尔的。

　　“科洛纳计划”的洛克希德公司项目负责人普拉默，对比塞尔坚忍不拔的精神及其面临失败时的冷静理智印象深刻。每次失败后，比塞尔和其副手瑞特·兰德将军都会听取普拉默和同事们的分析报告，然后命令大家继续努力。“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在同凯利·约翰逊共事的时候形成了这种风格，”普拉默说，“我们对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陈述，例如有时可能是一枚导弹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能保证在下一次中做得更好。如果长官们对我们的报告感到满意，他们就会说可以，你们继续去做，我们开始准备下一次发射吧。”

　　比塞尔本人对这些失败的回忆却并不总是这样平心静气：“每次为完善设备上的一些部件所作的努力都是十分耗时的，但随之而来的仍然是又一次的悲惨失败。每次当我们修正了一处错误时，一个新的失误就会冒出来，然后这一切又得重新开始：我们必须找出哪里出了毛病，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艾森豪威尔给比塞尔提供了足够的经费和时间，以便他能够在凡登堡进行一系列频繁的发射实验。但同时也为了避免在“科洛纳计划”上的孤注一掷，艾森豪威尔听从了詹姆斯·克雷恩和兰德的建议，决定继续支持研制开发可代替U-2侦察机的一种新型高速侦察飞机。最终，总统也不得不批准在7月份进行另一次U-2侦察飞行。

　　苏联人让艾森豪威尔别无选择。2月份苏联继续在图拉坦进行的导弹发射是一个新的大规模实验活动开始的标志。到了1959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科洛纳计划”能够按期成功，于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家高层安全顾问都希望总统能够批准U-2侦察机再次对苏联腹地的侦察飞行。

　　艾伦·杜勒斯和比塞尔在7月7日的上午到白宫去请总统审阅此次的U-2侦察飞行计划。他们敦促总统批准这次飞经图拉坦上空的侦察飞行。U-2侦察机将从巴基斯坦起飞，最后降落在伊朗偏僻地区一个被废弃的二战时期机场。这个降落点是比塞尔的两个高级助手（斯坦利·比尔里和约翰·帕若高斯基）在为这一地区寻找新的着陆地点时发现的。在中情局帮助下于1953年继位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将十分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着陆地带的惟一问题就在于它周围的乡村地区被一群土匪所控制。

　　在这一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希望获知4月份新上任的国务卿克里斯汀·赫特的意见。当时，赫特已接替因病辞职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出任国务卿。7月8日，赫特、比塞尔、古德佩斯特和艾伦·杜勒斯齐集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根据古德佩斯特的会议记录，艾森豪威尔在会上重申了他对使用U-2侦察机的担忧，并告诉他的这些助手们，他十分害怕美国会因此卷入耗费巨大的麻烦旋涡之中。

　　现在看来，赫特的建议很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建议艾森豪威尔批准这次侦察飞行，他说对情报的需求是迫在眉睫的，而侦察机遇险的几率却近似为零。比塞尔并不十分同意赫特的说法，他认为苏联最新配备的战斗机很可能会达到同U-2侦察机相同的飞行高度。但是无论如何，U-2侦察机遇险的几率还是不大，因为苏联飞机不能在U-2侦察机的高度上飞行很久，而且也无法在空气稀薄的高空进行有效攻击。所有的人都同意，如果苏联人发现了美国的侦察飞行并提出抗议，华盛顿对此应该予以坚决否认。

　　艾森豪威尔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知道赫鲁晓夫希望能在夏末访问美国，这也将是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首次访问。赫氏的这次访问能否缓和紧张情绪尚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此时对苏联进行U-2飞行侦察只能起到负面作用。

　　“总统说赫鲁晓夫似乎在到处为苏联的好战倾向寻找借口，”古德佩斯特记录道，“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美国拖入柏林的陷阱之中。鉴于赫鲁晓夫这样的态度，他极有可能宣布美国对苏联的飞行侦察已使严肃的谈判走到尽头。总统脑海里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必须决定打仗的时刻是否真的来了。”

　　古德佩斯特并没有记录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到底会怎样选择，但是通过批准此次侦察飞行，总统似乎是在为阻止战争而努力。古德佩斯特简短地写道：“当一切讨论结束后，总统表态说鉴于所有专家一致赞成重开U-2侦察飞行，他本人也将批准这次侦察飞行。”

　　1959年7月9日，在上一次U-2侦察机入侵苏领空进行侦察飞行16个月以后，一架U-2侦察机从美国在巴基斯坦西北的秘密U-2基地白夏瓦起飞，开始执行一项代号为“触地行动”的侦察任务。中情局已经秘密从巴基斯坦政府获得了一个机场的使用权，因为该机场位于喜马拉雅山中亚地区的北部前沿，那里的苏联雷达信号十分有限。比塞尔希望便利条件越多越好，因为他清楚只有飞机在未被侦察到的情况下潜入苏联，被拦截的可能性才会降到最低。

　　比尔里是土耳其境内亚德那附近因吉尔利克军事基地的B分队指挥官。他发明了一种能将U-2侦察机秘密在巴基斯坦进行调遣的快速反应系统。在夜幕的掩护下，所有需要的装备和器材（包括一个盛有50加仑U-2特殊燃料的油料桶），都被放到两架C-130运输机上由因吉尔利克送到白夏瓦。几小时后，分队的一个飞行员驾驶一架U-2侦察机从土耳其飞到白夏瓦。当这架U-2侦察机在白夏瓦重新加油后，另一名跟随装备一起到达并事先吸足氧气的飞行员将在拂晓之前驾驶飞机从白夏瓦飞向苏联。

　　此次的4125侦察飞行是由马丁·科纳逊来完成的。在进入苏领空之后，他驾驶飞机飞过了许多的苏联军事目标，包括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核实验基地和图拉坦的导弹基地。然后，科纳逊又向东飞行，飞越了乌拉尔山并最终到达位于伊朗扎黑丹的降落地区。为了确保飞机的降落安全，中情局已经派出武装人员在此地等待科纳逊的降落。“如果我穿过边界时看到地面升起了黑烟，那就意味着这一地区受到了土匪的攻击。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就应按计划弃机跳伞。当我飞出苏领空的时候，油箱里只剩下100加仑汽油了，这是很危险的。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黑烟，所以我开始下降并最终降落，这时油箱里的汽油只有不到20加仑了。”

　　当时侦察目标的上空很晴朗，照片的质量非常好。这些照片显示，位于图拉坦的导弹基地正在扩建，苏联人已经修建起了第二个导弹发射台。

　　尽管照片的质量很好，但是它们仍无法回答美苏之间到底存在不存在导弹差距的问题。随着赫鲁晓夫访问日期的临近，艾森豪威尔不愿再批准U-2侦察机其他的夏季侦察计划。后来他甚至将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了年底，因为总统相信9月中旬在华盛顿和戴维营的美苏高层会谈，已经多少缓和了紧张情绪。在美苏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放弃了要同东德签订和平协议的威胁，艾森豪威尔也接受了次年春天访问苏联的邀请，两人还同意要召开一个由美苏英法参加的四国会议。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并没有提到U-2侦察飞行感到十分奇怪，但或许是因为赫氏为苏联军事力量不能阻止美国这种公开侵犯苏领空的行为而感到尴尬的缘故。当赫鲁晓夫在美国全国发表演讲、参观洛衫矶的电影工作室、访问爱荷华州的农场并在纽约进行观光的时候，冷战的坚冰似乎在瞬间融化了。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赫鲁晓夫继续对苏联的火箭项目进行吹嘘。他在11月告诉一帮苏联记者说：“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很多火箭了，例如一批原子弹和氢弹。如果敌人攻击我们，我们将很快让他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他还补充说：“顺便提一句，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一切，对这件事情我一点也不想保密：一年内，我们参观的这家工厂的流水线上将生产出250枚氢弹头。”年底，苏联人已经成功地使用SS-6火箭将“月神一号”和“月神二号”送到了月球，而SS-6正是那种能够将核弹头发射到美国境内目标的火箭。与此同时，华盛顿却还在为将卫星发送到轨道而苦苦努力。

　　当时，比塞尔负责的“科洛纳”项目的进展可谓困难重重，但艾森豪威尔却希望能够凭借该项目为苏美导弹差距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是总统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科洛纳计划”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众多问题。夏天和秋天的发射实验则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消极情绪。8月发射的“发现者五号”没有拍摄到任何照片，因为低温的缘故，照相机在进行第一圈轨道运行时就受到了损坏，而且旋转稳定火箭发生了熄火，返回舱被抛到太空深处并从此远离了地球。一个月后，“发现者六号”进入了轨道，但是照相机在第二圈轨道运行时失效，而且逆推火箭没有正常运行。11月进行的两次发射——“发现者七号和八号”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负责在依特埃克公司指导照相机研制工作的沃尔特·莱威森对这些失败感到如此绝望，因此他在感恩节前的那个周末驾车来到埃德温·兰德的乡村别墅里告诉兰德说，他认为照相机系统的完善是不可能的。兰德传记的作者维克多·麦克伊尔汉那是这样描写这次会面的：“对莱威森来说，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他告诉监督‘科洛纳计划’的外部小组委员会负责人兰德，他应该将‘科洛纳计划’的失败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整个计划应该被取消，他对此感到十分沮丧和丢脸。但是兰德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求莱威森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来推进‘科洛纳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