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十三章 心力交瘁(5)

　　对此，中情局有关“科洛纳计划”的历史很直率地记载道：“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来纠正在阻碍‘科洛纳计划’发展的众多错误，这一点在1959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已经使用了八个‘阿吉娜-雷神’组合火箭和五个照相机系统的几次发射，显示了卫星研制系统的众多漏洞并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负责该项目的技术专家只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却不总能搞清楚为什么会出问题。”

　　技术专家们一直被卫星的重量限制问题所困扰，重量限制使科学家们无法在卫星上安装动力和制导系统的即时监测装置。“这就意味着工程师们经常缺乏足够的数据来准确地纠正出现的问题，”布德·维伦说：“难得的是比塞尔和兰德面对这样的失败仍能继续推进项目，而且艾森豪威尔也在不断地支持他们。”

　　这一系列的失败迫使人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放弃“科洛纳计划”。但当“科洛纳计划”历经了20多个月的12次发射失败后，艾森豪威尔仍然是这一计划的坚定拥护者。这一方面表明了总统坚忍不拔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他需要其他设备来取代U-2侦察机的急迫心情。

　　在前12次失败的发射中，“科洛纳计划”的每一个部件差不多都出现过一两次问题。有时，“雷神”和“阿吉娜”火箭的引擎燃烧的时间太长而将卫星抛到了太空的深处。还有一些时候，火箭引擎又会过早的熄火，无法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此时卫星就会一头栽进海里。即使“阿吉娜”火箭将卫星平稳地发射到了轨道，稳定系统又会出毛病，在太空中剧烈颤动的卫星无法拍摄任何照片。此外，还有过各种各样的机械和电学问题。在极少数火箭的制导装置全都正常工作的几次情况下，照相机却不争气地出了问题；还有一次，返回舱同火箭分离的时候却脱离了轨道向其他星系飞去，再也不能返回地球。此外，在柯达公司解决合成胶卷问题之前，胶卷还多次在真空环境下发生了破裂。

　　为了给普拉默和他手下的制造商足够的时间来评估和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比塞尔和瑞特·兰德将军经常将发射工作适当延期。为了发现更多设计和操作上的问题，科学家们在发射前进行了更多的实验，尽量为下一次发射的成功创造条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耗钱耗时的。比塞尔对这一情况十分了解，因此1960年他向杜勒斯的副手卡贝尔将军提出了增加研究资金的请求。对此，比塞尔曾经这样说过：“尽管要求增补资金在程序上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做法在‘科洛纳计划’上也引发了相当的混乱。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发射计划很难获得批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上级到底还能再为此项计划额外投入多少资金。”

　　延期发射也无法使“科洛纳计划”摆脱失败的命运。1960年2月19日，也就是三个月发射间期结束的两周后，“发现者十号”的发射无疑是“科洛纳计划”进展中所遇到的一次最惨痛、最令人心碎的失败。“发现者十号”刚刚升空，“雷神”火箭就开始摆尾飞行，并向圣玛丽和圣路易斯·俄比斯珀城的东北方向坠落。技术专家们马上启动了“雷神号”上的自毁装置，于是卫星在升空52秒后就在凡登堡上空自爆了。当包括照相机系统在内的爆炸残骸落到地面上时，保密人员们冲向出事现场掩盖侦察设备。“科洛纳计划”的工程师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次胶卷回收的工作竟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的。

　　正当比塞尔和普拉默为这颗不合作的卫星耗尽心力时，政府内部关于苏美导弹差距的辩论却因为新成员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激烈了。在1960年1月召开的参议院会议上，艾伦·杜勒斯、托马斯·盖茨、新任国防部长和崔宁将军四人对苏美导弹差距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估。其中，中情局的预测最为保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预测最为严重。这种分歧自然又引发了约翰逊·司明顿、亨利·斯库普·杰克逊和其他一些民主党人的攻击。不久，杜勒斯再次应国会要求对以上的混乱说法作出了解释，司明顿随后郑重其事地宣称，中情局负责人已经证实苏美导弹差距或者说苏联导弹对美3∶1的优势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杜勒斯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因为不论从U-2侦察飞行情报还是从中情局其他渠道所搜集到的情报分析，苏联并没有多少远程导弹。根据中情局9月份完成的对苏导弹的主要评估报告，杜勒斯十分确信，苏联目前并没有进行大规模远程弹道导弹的生产。中情局此次的评估结果同杜勒斯于1959年1月向军备委员会提供的苏联导弹数量预测互相呼应，当时杜勒斯认为苏联大约只拥有10枚左右可用于实战的远程弹道导弹。根据这一判断，空军有关苏联拥有100枚导弹的预测似乎是在夸大其词，而且很可能有迫使国会增加对其拨款的目的。但由于此前进行的U-2侦察飞行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杜勒斯无法引用U-2侦察机拍摄到的照片资料作为说服国会的证据。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继续对U-2侦察飞行进行保密将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相关的照片资料已经在五角大楼、白宫、中情局和其他机构之间频繁流传，外界已经传出消息说政府正在对苏联领土进行飞行侦察。好多记者都得知了有关U-2秘密侦察飞行的事情。《纽约时报》的军事通讯员汉德森·布莱德文曾经在德国的一个机场看到了一架U-2侦察机，并很快得知了这架飞机的使命。1958年夏天，布莱德文通报中情局说自己要对此事进行报道时，杜勒斯当即要求《纽约时报》当时的老板奥瑟·黑兹·苏兹伯格要对此进行干预，奥瑟答应了杜勒斯的请求。其他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克利夫兰老实人报》在内的众多媒体都得知了有关侦察飞行的事情，但都没有进行任何公开报道。

　　杜勒斯知道，只要官方继续对U-2侦察飞行进行保密，他就无法公开使用照片资料来向公众解释有关美苏导弹差距的问题。但是他希望U-2侦察机的小道消息最起码会帮助平息政府内部发生的分歧。中情局有关U-2项目的发展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载：“鉴于1960年某月参议院听证会的结果，杜勒斯决心要使总统批准更多的侦察飞行，以便于澄清苏美导弹差距的问题，并最终平息情报部门内部对这一问题的争论。”

　　总统对外情报活动专家小组也支持杜勒斯的这一意见。这个专家小组人才济济，其中包括二战时传奇性的飞行英雄根·吉姆斯·杜立特。于是，在专家小组支持下，杜勒斯旋即请求总统批准继续使用U-2侦察机。专家小组也在2月2日齐集白宫，敦促艾森豪威尔要“在最大程度上利用U-2侦察机”。当约翰·哈尔将军提醒总统，华盛顿对苏联的军备情况知之甚少时，艾森豪威尔考虑的则是同苏联进行下一次会谈的可能性以及他在自由世界所处的立场，因为当时总统很可能将同赫鲁晓夫于该年的5月份在巴黎举行下一次会谈。

　　“总统说他在会谈上有一个十分宝贵的财富，”古德佩斯特写道，“那就是他诚实的信誉。如果我们的飞机在我们还在竭力撒谎的情况下坠落在苏联境内，那么莫斯科就会认为受到了欺骗，总统的信誉也就荡然无存了。”

　　实践证明了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