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十四章 返回舱安全返回(1)

　　早在1953年底凯利·约翰逊着手设计U-2侦察机的时候，知情人士就明白，苏联迟早会具备击落U-2侦察机的能力。最先鼓励约翰逊研制高空侦察飞机的洛克希德公司总裁杰克·卡特在1953年预测说，U-2侦察机能在1960年之前有效地躲避苏联防空系统的威胁。但是到了1960年年初，五角大楼和中情局都明确表示U-2侦察机将被击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不幸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并没有重视这一点。

　　理查德·比塞尔也清楚使用U-2侦察机的危险性正在增大。1960年3月14日，隶属于空军的航天技术情报中心向比塞尔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苏联最新研制出的SAM导弹将有能力拦截美国的U-2侦察机，这种新式的地对空导弹将使用SA-2的制导系统。航天技术情报中心的报告总结说，U-2侦察机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苏联的SAM导弹，但苏联SAM导弹可能并不像预料中那样有威力。但是他们还是发现，如果苏联人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跟踪U-2侦察机并提早报告他们的导弹基地，SAM导弹十分有可能会在7万英尺的高空对U-2侦察机实施成功的拦截。

　　这些振聋发聩的警告本应该促使政府终止U-2侦察机的侦察飞行。比塞尔是通过他的一个高级助手威廉姆·波可得知这个报告的。威廉姆是中情局项目发展署的执行人，他主要负责U-2侦察机、“科洛纳计划”和超音速侦察飞机研究项目的具体进展工作。中情局项目发展署曾要求空军对苏联防空力量作一个系统的研究，这样看来，航天技术情报中心报告的出炉并不是一个出人预料的事件，而且应该也得到了相关负责官员的一定重视。

　　3月底，中情局完成了对苏联地对空导弹射程和命中率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证实了空军有关苏联SAM导弹正成为U-2侦察机最大威胁的论点。对此，比塞尔在1967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对苏联地对空导弹的评估结果表明，苏联导弹当时的确能够到达U-2侦察机的飞行高度。”

　　当中情局的报告交到比塞尔手中时，他早已经制定出了U-2侦察机下一次的侦察飞行计划，而此时的美国政府正在筹划5月份的巴黎会议。艾森豪威尔在2月中旬就开始考虑批准下一次的U-2侦察飞行了。在杜勒斯、比塞尔和杜立特的请求下，总统重新审核了他们所建议的侦察飞行计划。3月初，艾森豪威尔在杜勒斯的一再敦促下最终批准了这组侦察飞行，但规定必须要在月末之前完成。可是由于美国在说服巴基斯坦在白夏瓦提供一个起飞机场的问题上遇到了阻碍，所以比塞尔请求总统推迟进行侦察飞行的截止日期，艾森豪威尔在3月28日同意了比塞尔的这一请求并将时间底线推迟到了4月10日。同时，总统还批准了第二次侦察飞行，但第二次飞行必须要在4月19日之前完成。由于天气和其他因素，截止日期又再次被延迟到了5月1日。

　　第一次侦察飞行在4月9日开始执行，美国本希望通过这次侦察飞行彻底弄清苏联军事力量的有关情况。鲍勃·爱瑞克森是执行此次代号为“大满贯”任务的飞行员，按计划他将驾驶着U-2侦察机对苏联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图拉坦导弹实验基地和萨利·萨甘雷达集结站三处敏感的军事基地进行侦察飞行。

　　美国人希望U-2侦察机能从白夏瓦起飞，并经由阿富汗秘密进入苏联南部领空，但实践证明他们的算盘打错了。U-2侦察机上的仪表显示在爱瑞克森刚刚进入苏领空的时候，苏军的雷达就发现了目标，并使用各种型号的苏联战斗机对爱瑞克森驾驶的U-2侦察机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跟踪，但是这些部分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战斗机却无法进入击落U-2侦察机的有效射程。由于害怕苏联飞行技术取得巨大的进步，凯利·约翰逊在1959年就开始研制新一代的U-2侦察机。这种被称为“U-2C”的新型飞机装备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引擎——普拉特&惠特尼J25-P13。爱瑞克森驾驶的侦察飞机就是这种更新过的机型。普拉特&惠特尼J25-P13引擎虽然比原来的普拉特&惠特尼J-57引擎更重，但是它可以让U-2侦察机更快地在空中爬升，缩短机尾凝结气流存留的时间并可以使飞机在74600英尺的高度翱翔。这些额外的安全措施都帮助了爱瑞克森避开苏联战斗机的追踪，但是当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苏联防空力量的薄弱与落后。当苏联飞行员得知要追踪入侵者的时候，U-2侦察机通常在苏联飞机升空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是，如果苏联能在U-2侦察机的整个飞行过程中对其进行追踪，并拥有能够击落U-2侦察机的新型导弹的话，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将只能是U-2侦察机的最后一次服役了。赫鲁晓夫对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一直念念不忘，他为苏联防空系统指挥官们失掉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为光火。关于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赫鲁晓夫后来谈到：“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击落美国的U-2侦察机的，但是当时苏联的防空武装好像都在打盹，他们有点反应滞后。”

　　但是比塞尔却忽略了爱瑞克森此次侦察飞行所透露出的信息。中情局关于U-2侦察机的历史在回顾爱瑞克森的这次侦察飞行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尽管苏联拦截U-2侦察机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们成功对U-2侦察机进行追踪的事实，已经在警告美国不能再从白夏瓦往苏联境内派遣U-2侦察机了。不幸的是，尽管继续使用U-2侦察机的风险增加，理查德·比塞尔并没有听取停止U-2侦察飞行的合理建议。”

　　在这一问题上，白宫也难辞其咎。当时，苏联并没有对爱瑞克森的侦察飞行进行任何抗议，这使艾森豪威尔错误地认为苏联人打算对美国的侦察飞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在1959年春取代詹姆斯·克雷恩成为总统科学顾问的哈佛大学化学家乔治·基斯加科夫斯基后来怀疑，苏联人之所以对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缄口不提，是因为他们希望能以此引诱美国继续进行下一次的侦察飞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下一次机会中瞅准时机对U-2侦察机下手。乔治在1960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沉默实际上是在引诱美国进行下一次侦察飞行。”

　　比塞尔多年以后仍在为自己忽略了4月9日侦察飞行所透露出的信息而感到懊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苏联所有的拦截努力都失败了，爱瑞克森的这次飞行也足以成为一个警告。如果当时能对这一信息足够重视，我们就可能不会再使用U-2侦察机了。可是，当时我们却完全相信了中情局所作出的情报评估，他们的报告认为尽管苏联的地对空导弹能够到达U-2侦察机的飞行高度，但是该导弹只有在6万英尺以下的地方才能充分发挥威力。因为导弹的精确性在6万英尺以上的地方会因为空气的稀薄而急剧下降。我们预料到了苏联人可能会对U-2侦察机发射这种导弹，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无法对这种导弹进行有效的控制，并运用它来对U-2侦察机实行有效攻击。”

　　比塞尔的回忆显然回避了空军早在3月14日就发出了更加具体的预警消息的事实。就像比塞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主要的差错在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忽略。1960年3～4月间，比塞尔将相当的精力都用来解决“科洛纳计划”出现的问题。此时，他还负责着中情局其他的一些秘密行动，这些秘密活动中的一部分使中情局在后来的日子里变得臭名昭著。此外，比塞尔还是研制替代U-2侦察机的新式超音速侦察飞机项目的负责人。即使是对一个像比塞尔这样聪明机灵的人来说，同时负责三个项目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这使得比塞尔负责的所有项目的进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U-2侦察项目上的疏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爱瑞克森驾驶着U-2侦察机在4月9日潜入苏领空的时候，“科洛纳计划”下一次的发射准备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月份的两次发射失败让所有的人都伤透了心。尽管整个发射计划为对整个卫星系统进行全面检查而不得不延迟了三个月，“发现者九号”和“发现者十号”还是没能进入预定轨道。即使一个民用技术项目的发展都无法承受这样屡次失败的重重压力，更何况是像“科洛纳计划”这样直接承载着整个国家防务压力的项目了。在经历了10次昂贵的失败之后，比塞尔和他的同事们才解决了卫星系统的一部分基本问题。他们仍然不敢指望“雷神-阿吉娜”二级火箭能顺利的将卫星送入轨道，照相机也不停地出问题，返回舱则时常脱轨。

　　4月15日，比塞尔和普拉默再次为新的发射作好了一切准备。这一次，“雷神”和“阿吉娜”将“发现者十一号”送入了轨道。虽然这次为留出地方安装机械故障排查系统而只装了一半数量的胶卷，但仅有的这一半胶卷都顺利地被拍摄，并被完好地贮藏在返回舱里等待返回地球。仅仅这一项成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这还是照相机和胶卷系统首次同步正常运转。柯达公司研制的能够适应真空条件的聚酯薄膜胶卷是最大的功臣。不幸的是这次发射还是出现了问题：当返回舱同“阿吉娜”分离的时候，帮助返回舱运行到返回地球预定位置的小火箭又一次熄火了。整个返回舱就这样消失在苍茫宇宙中，这真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失败。

　　就在U-2侦察机的侦察计划和“科洛纳计划”发展到最关键、最需要关注的时候，比塞尔还要腾出精力策划中情局各种颠覆敌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比塞尔在1959年初接受了杜勒斯给予的这项任务，并作为该任务的副手掌管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的间谍活动。这些五花八门的间谍活动包括建设海外间谍基地和实施各种秘密侦察行动。活动资金总计1亿多美元，比塞尔和杜勒斯可以对这些资金进行自由支配而无须上报国家预算。这些间谍活动主要是对那些为美国制造麻烦的不友好国家进行干预，如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老挝和刚果。这些间谍活动并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因此比塞尔可以使用任何大胆无耻的阴谋，甚至可以安排特工人员对外国领导人进行投毒。在白宫的支持下，1960年初，他们准备毒死一年前掌权并建立了共产党统治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由于比塞尔曾经参与策划了1954年发生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因此他在3月17日又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个旨在颠覆古巴现政权的军事政变计划。总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标榜为“秘密颠覆古巴现政权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演变成美国对古巴进行的一系列的间谍活动，这些活动包括1961年的猪湾事件、用会爆炸的雪茄刺杀卡斯特罗和其他一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暗杀活动。比塞尔还赶在3月末之前秘密去了一趟雅典，他想确认那里的一个中情局高层执行官员吉姆斯·克里弗德是否愿意实施对古巴的计划，结果他被吉姆斯拒绝了。

　　事后看来，比塞尔当时肩负的责任无疑是太多了。他本该建议总统终止U-2侦察机的侦察飞行，但相反他此时却请求总统将第二次U-2侦察飞行的截止日期推迟到5月1日。安德鲁·古德佩斯特在4月25日的备忘录中记录了批准U-2侦察飞行的这个致命错误：“在和总统协商过后，我通知比塞尔可以进行下一次侦察飞行，但必须要赶在5月1日前进行。5月1日以后不准进行任何侦察飞行。”

　　尽管是艾森豪威尔最终决定要在这个不适宜的时间将鲍尔弗朗西斯·盖瑞·鲍尔驾驶的U-2侦察机派往苏联，但是总统这样决策无疑是在比塞尔的建议下作出的，并且艾森豪威尔在通知古德佩斯特将飞行截止日期延迟到5月1日的时候，很可能对当时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缺乏一个全面的了解。艾森豪威尔当时以为在受到直接攻击的情形下，U-2侦察机和驾驶员都不可能幸存，这增加了他错误的自信。在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回忆录里，他回忆说中情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坚持认为飞机在被袭击的情况下将会彻底解体，也就是说苏联人不会得到有关美国入侵其领空的任何明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