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1)

　　尽管“科洛纳计划”只是作为暂时性措施来策划的，目的是在空军雄心勃勃的、技术性更强的录像传播系统被完善之前提供卫星照片，但是中情局的卫星并没有随随便便地就被淘汰了。随着摄像系统的改进，照片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最终可以使只有5英尺的物体得到辨别。1962年引入的新摄像系统被称做“壁画”，它用两个摄像机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可以提供有立体感的三维照片。随着时间的流逝，胶卷的容量也增加了，为分析家们提供了大量的胶片来进行分析。在70年代末，该项计划行将结束时，各项任务所拍摄的胶片总量已达到了32000英尺，比1960年首次成功飞行时拍摄的增加了10倍。“科洛纳卫星”的后代们携带两个返回舱。这两个舱使卫星执行任务的寿命延长到18天。

　　伦达尔在向肯尼迪作简要报告时，曾对“科洛纳卫星”的工作范围给出了某种定义。“当他难以理解胶片所涉及的事物范围时，他对我说：‘伦达尔，用一种简单的我能想像出的例子来向我解释吧。’‘好吧，总统先生，’我说，‘如果你愿意，就把它想像成一张照片，它比这条高速公路的右边要宽，从华盛顿一直延伸到巴尔的摩。我们所有的图片翻译器，在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区域内，从我们的手上和膝盖上爬过，寻找我们所监视的大小物体。’”

　　为了应对大量如潮水般涌现的照片，伦达尔的行动增多了。他在1950年初期所建立的小型中情局照片分析车间的人员从13人扩大到1972年的1500多人。一个用以处理“科洛纳”照片并限制接近这些照片的特殊安全系统被建立起来，这个系统叫做“天才-锁眼”。它采用以“天才”为标志的U-2照片系统。“科洛纳”所涉及的所有事物都被归类并标识为“天才-锁眼”。

　　“科洛纳”在发射了145次之后（这对一个临时性的系统来说已经是相当长的了），1972年结束任务时已经覆盖了5 200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到1964年中期，这些卫星已经拍摄了苏联全部的25个洲际弹道导弹联合体。这一项目总耗资8.5亿美元，真是够划算的。

　　在返回胶卷的技术退出使用之前，“科洛纳卫星”使华盛顿能够及时了解到苏联的军事力量，包括引入的新式武器。它还建立了极其宝贵的照片档案，几乎涉及苏联所有的军事力量。这些档案涉及苏联所有的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德文斯克至关重要的海军建设设施，这些设施位于阿克汉杰尔斯克附近的白海海岸上，是负责生产苏联运载导弹的核潜艇舰队。哈尔·奥斯汀在他1954年的飞行中经过此处。“科洛纳计划”提供了有关苏联核武器项目、空军以及地面部队的关键情报。通过监控苏联是否守约使得裁军协议得以执行，并且还为军事制图者们提供了制图照片以改变制图的工艺。多年以后回想起“科洛纳”来，1963年在中情局接管“科洛纳”的巴德·华伦称之为“美国科技的胜利”。

　　在维护和平方面，卫星计划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限制了防御性开支，并减少了核战争的威胁。

　　林顿·约翰逊总统在1967年访问纳什维尔市时作了恰当的概括。“我们已经花费了3 500万美元或4 000万美元在太空计划当中，”他说，“即使除了从太空照片得来的情报之外我们别无所获，它也值整个项目所花费的10倍。因为今晚我们至少已经知道敌人拥有多少枚导弹，而这与我们从前的猜测相去甚远。过去，我们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建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程，怀有着许多不必要的恐惧。”

　　1985年，在“科洛纳”首次飞行成功25周年纪念日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在“科洛纳”老兵聚会上发表演说。他告诉他们：“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对这方面的伟人乔治·戈达德说，没有空军的侦察，‘你只会对你的防御安排和整个的军事设施感到恐惧。现在，如果你只能利用恐惧，你就是在为我们建造一个武装阵营。’这席话在今天和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一样正确，我想再确认一下他的结论，那就是日常的侦察能够提供的情报对美国来说是绝对关键的。”

　　这种情报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政策制定者们以及情报官员们都想拥有更加强大的间谍卫星。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能够产生更高的期望。这就是在60年代早期，伴随着美国官员们对第一批从“科洛纳卫星”所发回的照片的深思，而在美国引发的后续事情。从卫星上搜集的情报信息是惊人的，但却是不完美的。这些照片虽然比U-2侦察机拍摄的范围广，但是却没有低空间谍飞机拍摄得清晰详细。尽管想尽了办法，可返回的卫星系统从太空发回照片的速度还是慢得令人沮丧。如果碰巧轨道上没有卫星或者当外部威胁突然发生时不能作好发射准备的话，就没有卫星图片来协助总统及其高级助手们了。这种弱点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显得更加突出，当时肯尼迪政府被迫依赖U-2侦察机和低空侦察机来监视苏联的导弹基地。而U-2侦察机飞行员鲁道夫·安德森少校，则在10月末飞越古巴的时候被击中身亡。

　　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这些局限性又再次出现。卫星照片到达得太迟了，因而不能给华盛顿在下达命令时提供多少帮助，反而加剧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居之间六天的冲突。到1968年秋天，“科洛纳卫星”还没有灵敏到可以预先通知白宫，苏联的军队将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扼杀捷克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引进的自由主义改革。8月初的一卷胶卷表明入侵并不会立即发生。而这颗卫星在当月后期的另一批记录则表明苏军正准备进攻。当胶卷到达华盛顿的时候，侵略早已经开始了。

　　中情局技术情报办公室负责研究苏联的导弹和其他武器系统，其负责人是巴德·华伦。他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阶段和伦达尔一起在斯图亚特大楼里工作，并向肯尼迪总统介绍照片和其他日常情报信息。在摊牌以后，他为没有卫星数据而备受打击。“科洛纳”的改进并不够迅速。“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科洛纳’毫无用处，因为这些照片发回得太慢了。”华伦回忆说，“我们需要数据当天到达，而不是一个月以后。”

　　华伦不久就被指派负责解决这个问题。1963年6月，在他34岁的时候，他被指派负责中情局的科技活动。理查德·比塞尔一年前离开了这里。因为他指挥入侵古巴猪湾遭遇失败而成为了牺牲品。尽管肯尼迪总统在最后一分钟仍坚持拒绝给中情局培训的古巴流放者提供空中援助，他却为笨拙的进攻感到难堪，并希望中情局有新的领导。因为不愿接受降级，比塞尔于1962年2月辞职了，这发生在艾伦·杜勒斯被富有的加利福尼亚商人约翰·麦考恩所取代三个月以后。

　　在他退出的时候，比塞尔已经失去了詹姆斯·克雷恩和埃德温·兰德的支持。他们仍对中情局的事务有重要影响。“比塞尔发现自己正在与克雷恩和兰德进行一场大抗争”，中情局把它记录在U-2的秘史当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比塞尔没有在日常的侦察方面集中足够的注意力。他们尤其对比塞尔利用U-2侦察机来搜集老挝的某些秘密情报而感到恼火。中情局在老挝的行动并不是他们在迫使艾森豪威尔发展这种飞机时所说的那种高尚使命。克雷恩和兰德发现他的态度是如此恼人，因而他们建议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将侦察工作从比塞尔手中剥离，而将其置于他们所希望在中情局建立的一个新的科学董事会之下。

　　回想起在中情局的职业生涯，比塞尔后来坦率地记录道，他与“成功、遗憾以及一份仍没有在历史上停止并且也许永不停止的遗产”背道而驰。到1994年比塞尔84岁去世的时候，这句话是恰如其分的。《纽约时报》是第一个通过入侵猪湾事件来描写比塞尔的职业生涯的。他作为指挥U-2、“科洛纳”和A-12超音速间谍飞机发展的角色，以及更著名的设计空军模型和SR-71等事迹，在讣告中都处于次要的地位。新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他在改革间谍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却是一个损害。

　　在比塞尔退出中情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情局看似要放弃卫星事业，并向迫切希望获得控制权的五角大楼作出让步。华伦被授命一事，鼓舞了中情局，尽管相对年轻且没有受到过华盛顿权力中心的考验，华伦却被证明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选择。作为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的智慧超群的物理学家，他把这份工作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若干年整理拦截自苏联导弹试验的飞行数据的保密性工作，使其对情报在冷战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从他在技术情报办公室所处的高位的角度，他正确地认识到，如果让五角大楼垄断卫星也许会满足短期的军事需求，但是却会使国家失去衡量并遏制苏联的大型战略情报。他在捍卫中情局和国家的利益方面被证明是十分执著的。

　　华伦经常与五角大楼进行激烈的官僚斗争，他在中情局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创新性的科学与技术董事会。在詹姆斯·克雷恩和埃德温·兰德的帮助下，几年后，华伦引入了凯利·约翰逊的超音速间谍机，并为三颗革命性的新型卫星系统开始工作。这些卫星系统改变了20世纪后几十年世界上的间谍活动，就像U-2和“科洛纳”在它们那个时代一样具有深刻的意义。

　　事实上，在华伦1963年上任后的头几个月里，着手建立的这些卫星系统的性能令人眼花缭乱，使得“科洛纳”看起来就像笨拙的玩具。其中某些系统以及后来更先进的机型在今天仍在服役，并在反恐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官员们几乎能在拍摄的同时看见卫星图片。等待一大批胶卷发回地球的主意在今天看来十分稀奇。现在照片上的细节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在华盛顿观看莫斯科、北京或喀布尔的人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人以及像足球般大小的物体。以雷达为基地的图像系统通过云层监视，在夜间能像白天一样工作。因为这些卫星能从一边旋转到另一边，地面上的操纵者能根据他们所要观察的事物进行调整，使其能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其他许多在地球上方固定轨道上的卫星可以随着信号，在太空中传播吸收世界范围内的电子通讯。

　　这些卫星仍然是官方保密的，但是这些年大量信息已经渗透到了公共领域。主要是通过记者和学者的研究、国会的宣言、工业简报，以及涉及非法转移有关前苏联卫星情报的犯罪案件渗透的。

　　1994年，在回顾华伦的记录时，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说：“现在的美国所拥有的国家侦察系统就是我们王冠上的珠宝，在我看来，都是源自巴德·华伦在60年代的创造性工作。”

　　当华伦掌管中情局科学与技术行动部时，中情局传统的科学精神正面临灭绝的危险。主要原因是五角大楼建立了一个新的侦察办公室，力图将中情局挤出卫星事业。

　　这个新的办公室是因空军未能制造WS-117L而设立的。由于陷入了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管理不善的麻烦，1960年6月，艾森豪威尔曾要求助手们重新考虑这项计划，以及五角大楼发展和实施这项计划的方法。这项调查由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斯加科夫斯基指导。对中情局有利的一个结果是，重组并扩大亚瑟·伦达尔的卫星图片译读机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的最后行动之一就是在1961年1月，将五角大楼独立的照片分析行动并入伦达尔的研究中心，并更名为国家图像译读中心，以强调它作为政府图像分析主要来源的作用。

　　基斯加科夫斯基调查小组的另一个大的建议很快就给中情局带来了麻烦。这个小组建议在五角大楼成立一个新机构，把军事卫星项目更稳定地置于高层文官的管理之下。这个机构由空军副部长负责。它刚开始运作的时候，并没有给中情局带来直接的威胁，但是很快它就被一个更有权力的实体——成立于1961年9月的国家侦察局所取代。从理论上说，国家侦察局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但官方一直保密到1992年。它将通过集中中情局和空军的资源来协调卫星工程。其目的是将空军与中情局的高层合作机制化。这在U-2和“科洛纳计划”中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虽然其初衷是好的，也得到了克雷恩和兰德的支持，但这一想法却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克雷恩和兰德对间谍问题的影响仍未消失，因为总统在1961年1月易手，克雷恩被任命为白宫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而兰德则是同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并且还是中情局的技术顾问组的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