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2)

　　这种新的跨机构安排在空军副部长约瑟夫·切利克的领导下起初还相当顺利。原打算负责这个新机构的比塞尔在艾伦·杜勒斯建议他不要介入五角大楼的管理责任后，勉强接受了一个次要的角色。除了其他的事情外，切利克制定了国家侦察局的组织结构，并为空军、中情局以及海军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卫星项目。1960年6月，在“科洛纳”首次成功发射前的两个月，海军研究实验室就已经将一颗搜集苏联雷达信号的小卫星置入了轨道。在此之后，海军将用自己的间谍卫星舰队来追踪海面上的船只和潜水艇的活动。切利克的基本组织蓝图和对计划A、计划B、计划C的命名受到普遍的欢迎，直到1993年都没有被修改过。

　　但是这种协调一致是很短暂的。随着比塞尔因猪湾灾难受挫，五角大楼开始致力于扩大自己在卫星项目上的权力。杜勒斯由于在古巴的惨败而仕途受挫，已经不能集合多少反对意见了。当麦考恩负责中情局时，他起初是默认这种现状的，并没有意识到日常侦察或随之而来的金钱与权力的重要性。在掌管中情局后不久，麦考恩天真地问中情局的官员约翰·麦克马洪道：“你们要航天飞机做什么呢？”当比塞尔辞职后，赫伯特·斯科维尔，也就是同事们所称的皮特，接管了中情局的研究工作，并且在抵制五角大楼的夺权斗争中作出了勇敢的但却最终失败的努力。他也为中情局科技办公室的巴尔干化的部署，以及麦考恩对科技项目的漠不关心感到沮丧。在做了15个月中情局研究副主任后，他很反感地辞职了。

　　麦考恩很快便把这个职位给了华伦。在征询了斯科维尔的意见后，华伦告诉中情局的负责人，除非麦考恩和肯尼迪政府作好并确保中情局在新型卫星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的准备，否则他不会接受这份工作。“我说过，这比核武器更重要，两个机构的实验室相互较劲。”华伦回忆说，“在这一领域，惟一创造了有价值东西的机构就是中情局，而你们却准备把它踢出去。这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华伦告诉麦考恩，如果他不愿意作出这个承诺，他已经准备好退出并搬回加州去。

　　这对只在中情局待过一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无礼的，但是对认识华伦的人来说却不足为奇。他23岁就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对政治的无赖行为难以容忍。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私有部门，他都有无数的就业机会。他一点儿也不想在华盛顿长久待下去。当他1962年加入中情局的时候，华伦告诉麦考恩他打算只待四年。“我将花一年的时间来了解需要做什么，然后用两年的时间去做。等我做好了，我就准备在第四年的时候走人。”他说。他退出的时间几乎正好是四年后。

　　华伦是一个智慧超群的孩子。他在加州南部长大，从父亲那里他承继了对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兴趣。他的父亲奥维尔是一位杰出的航空学工程师，并且是华伦压具的发明者。奥维尔·华伦也是第一代革新航空器零件制作的人，他的工作与钛有关。在1952年他赢得了怀特兄弟奖。他的儿子在看到凯利·约翰逊绞尽脑汁的思考后，几乎全由钛建造超音速A-12后，明白了这份业绩的意义。在二战期间，巴德·华伦在洛杉矶的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度过了暑假。他负责测验飞机燃料箱的接缝处和铆钉。作为一名对数学和物理学颇有天赋的学生，他16岁进入斯坦福大学。巴德·华伦很快便与福莱·特门结为好友。特门鼓励华伦不要顾及工程学的必修课程，他可以学习研究生的物理和数学课，特门还把他推荐给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对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华伦在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前，在剑桥结交的伙伴们都是十分杰出的。他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默里·盖尔-曼共用一间办公室。他的朋友博士后西德尼·德瑞尔后来成为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副主任。自1963年，华伦说服他帮助解决“科洛纳计划”的一项难题之后，西德尼·德瑞尔花了40年的时间给政府情报和军控做顾问。而正是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的另一位物理系学生罗伯特·诺伊斯于1968年和戈登·摩尔创建了英特尔公司。

　　华伦对物理学的研究间接地将其纳入中情局。在这条道路上，他曾加入冷战时几家最重要的科技企业，并与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通力合作。他们和华伦一道在令人震惊的新型间谍技术的发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项工程是由特雷沃尔·加德纳发起、约翰·冯·诺伊曼指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对1953-1954年美国新导弹计划作评估。作为西蒙·拉莫和迪恩·伍德里奇1953年在加州南部创建的西蒙-伍德里奇公司的首批雇员之一，华伦被指派为冯·诺伊曼委员会做工作。拉莫和伍德里奇都是导弹专家小组的成员。作为刚从研究院毕业的新手，华伦发现自己正在和这个国家最卓越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这些科学家包括哈佛大学的乔治·基斯加科夫斯基、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姆·维斯纳。他们二人后来都成为了总统的科学顾问。

　　“我在一间密室中，就像在夜间做鞋子的小精灵。”华伦回忆说，“他们都带来难题让我解决，并希望第二天就能得到答案。”

　　他所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导弹的导航系统。他说：“我基本上是在试图开发导航系统，并弄懂它们基本的物理局限性是什么。”导弹仍是一个新鲜事物，“阿特拉斯”、“雷神”和“泰坦神”导弹的导航系统起初依赖无线电和雷达信号来引导导弹指向目标，这些地面系统很容易被敌人的进攻所摧毁。当麻省理工学院的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建议用定量加速度旋转器和加速度计来建立一个更可靠和更安全的系统时，拉莫和施里弗便派华伦与他见面。经过一天的讨论，华伦报告说，德雷珀的计划是可行的，并建议为这项工程筹资。德雷珀很快便开发出自携式惯性航空系统。该系统携带导弹并且不依赖地面安装。在90年代初，卫星网络全球定位系统(GPS)被引入以前，该系统成为导弹和航天飞机的主要导航装置。

　　与此同时，华伦也在研究运动学，或者说是动力学，也就是关于弹道导弹在飞行中需要如何精确地控制其速度，以确保其击中远处的目标，他的论文也成为今天导弹工程的奠基之作。

　　在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代人造卫星后，华伦被派往华盛顿帮助中情局仔细观察U-2侦察机搜集来的苏联火箭和导弹的照片。空军导弹开发项目的负责人施里弗将军和艾伦·杜勒斯是赞成这一做法的。“我听艾伦·杜勒斯说，从我们自己的导弹项目中调出一些人来观察这些照片吧，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出些有用的东西。”华伦回忆道。另一个被派到该项目的人是卡尔·杜凯特，他是陆军导弹专家，后来和华伦在中情局并肩合作，并在开发新型间谍卫星中扮演主角。

　　华伦的下一个工作把他直接带入了冷战时期一项荣耀的间谍活动中心，该行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分析苏联导弹的运行数据。

　　当U-2侦察机间歇性地给苏联导弹试验基地拍照时，美国在土耳其的秘密监听机构已经搜集到苏联导弹试验的数据。这些数据，或者说是遥测信息，由无线电从导弹传递到苏联的地面。这对任何试图了解苏联人在导弹技术方面进展有多迅速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信息金矿。卫星照片可以显示导弹在何时何地被派上用场，但是却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行动的，而遥测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情报专家们在比较两种信息资源时，喜欢争辩到底是“一张照片值1000个信号”还是“一个信号值1000张照片”。在理想状态下，这些信息也可以协调合作。60年代初，中情局就从苏联情报机构的陆军上校欧莱格·朋科夫斯基手里得到过那种帮助。他在1962年底暴露并被处以死刑前，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苏联导弹的情报。

　　在50年代后期出现的问题是华盛顿得到的遥测数据堆积如山，因为没有人试图将来自48种不同渠道的信息分开，并找出它们所显示的有用的东西。再次受到施里弗将军鼓励的华伦的新任务是解读遥测术。如果他成功的话，华盛顿对苏联导弹的了解就会像克里姆林宫所了解的那样清楚了。

　　在斯洛文尼亚电子防御实验室技术专家们的帮助下，国家安全局在50年代中期已经在土耳其北部的海边小镇西诺普外，建立监听站并启动了窃听项目。这个站点提供了一条穿过黑海到卡普斯丁亚尔导弹试验基地的清晰的视线。设在乌克兰的卡普斯丁亚尔导弹试验基地是负责试验中程导弹的。

　　起初，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它依赖于美国导弹常用的FM频率接收器。当时，一位来自斯坦福和宾州州立大学的年轻聪明的斯洛文尼亚数学家和系统工程师想起，苏联已经采用了德国的火箭技术。于是他建议使用德国人在其火箭项目中所使用的AM频率接收器。在这一改变作出后不久，苏联的信号就清晰地传来了。另一个监听点很快就由中情局高层建立了，它建在伊朗西北部的山区，鸟瞰试验洲际弹道导弹的图拉坦基地。

　　这个斯洛文尼亚工程师就是威廉·佩里，而监听站正是佩里对国家安全所作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他和华伦后来合作过另外几个项目，包括开发一种先进的卫星系统。这种卫星系统是用来搜集苏联导弹的。作为卡特政府研究和管理防务的副部长，佩里启动了另一种F-117隐形战斗机，和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1999年的科索沃空战以及在最近的2001-2002年阿富汗战争中所使用的激光导航式导弹。他在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期内担任国防部长。尽管佩里在政府里作为新技术之冠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对国家情报所作出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公众应有的认可。

　　国家安全局招募非政府科学家和工程师来研究遥测数据，其中就包括华伦和佩里。这个小组叫做遥测术和信号分析委员会简称“特巴克”。 “没有人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华伦回忆说。很难根据这些信号，辨别出导弹行动的不同要素。比如说火箭助推、发动机的启动、导航系统的活动、引擎的暂时关闭以及弹头的分离等。

　　在1958～1959年，破解遥测术花了这个小组18个月的时间，而其回报却对此后的工作极有价值。正如华伦所说：“我们不仅找出了所有的渠道，而且发现了测量口径，这意味着在几乎20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读到苏联每发炮弹的飞行数据，这是一个了解另一位牌手能力的机会。”

　　1962年6月，华伦被引介入中情局负责技术情报办公室。他很快就发现中情局的科技活动，包括新型间谍技术的开发在内，都缺少资金，并且分散在许多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常常因为受到保密规则的约束而不能共享情报。

　　在1963年斯科维尔离开后，正当华伦考虑是否要继续待在中情局时，克雷恩和兰德正在迫使肯尼迪总统和麦考恩加强中情局对科学的重视，因为他们感到受到了排挤。另外，比塞尔在秘密行动中利用U-2侦察机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他们不希望U-2项目这样的高级技术系统应用到猪湾入侵之类的冒险行动中去。

　　正如兰德九年前严肃地促使艾伦·杜勒斯投资科技、并支持U-2项目的发展时的做法，克雷恩的白宫情报顾问委员会建议麦考恩在中情局建立“一个管理性机构，由此使得整个现代科技都能引入中情局的大项目和大工程”。这个专家小组抱怨说：“目前中情局内研发的分散和分隔严重地阻碍了这种引进工作。”

　　在专家小组的建立和华伦的要求下，麦考恩重组了中情局，让华伦全权负责科技工作。这个新机构叫做科学与情报董事会。在华伦负责管理它时，它还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机构。

　　令他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凯利·约翰逊的超音速间谍飞机。这一工程曾是令约翰逊和“臭鼬工厂”绞尽脑汁的难题。“在长途飞行中要达到并保持在3.2马赫速度的想法，是‘臭鼬工厂’所遇到的最艰难的工作，也是我在工作中遇到过的最困难的一个。”约翰逊说。

　　即使只是一名见习飞机制造者，也能很快地估算出一个物体以3.2马赫或是2373英里/小时的速度移动时摩擦是多么大。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铅制边缘的表面温度能够升至500华氏度，而在引擎周围某些热点则可高达1 000华氏度。这对高速飞行来说，几分钟的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时间再长一点就无法承受了。用于机体制造的常用材料铝承受不了这样的高温，普通的润滑剂也会失效。最先进的航天燃料，包括用于U-2侦察机的特种掺合剂也会沸腾。而飞机驾驶舱则会变得像感恩节时的家用烤箱一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