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3)

　　约翰逊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重新发明建造飞机的方法以克服这一挑战。他后来逐项列出障碍：“以该速度和高度运行的飞机要求的特种燃料，结构性材料，制造工具和技艺，液压流体，燃料箱的密封胶，油漆，塑料，线路以及引擎的基本设计都要得到改进。所有和这种飞机有关的事物都要被重新制造，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头做起。”

　　这种飞机是如此的新奇，以至于理查德·比塞尔说：“它实际上创造了自己的工业基地。”

　　“臭鼬工厂”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模型，试图寻找到可行的设计方案。尽管要达到速度和高度的规范是很困难的，但是它们还不是最主要的设计难题。最大的挑战在于，既能保持超音速飞机外形又能减小雷达可探测到的区域。

　　在那个时候，大多数超音速飞机都是子弹形的，有着像针尖一样细而长的鼻子。这就是约翰逊最初设计的A-1的主要特点。他的其他设计都有这一特点。然而圆柱形的机身对雷达系统来说却是一个笨重的、易被发现的目标。在试验了11种不同设计后，约翰逊仍被雷达问题所困扰。

　　当时，约翰逊设计小组中的一个人想到了一个天才般的主意——为什么不在机身两侧添上倾斜的边缘或一个山脊以改变其形状呢？这样的表面将从后机翼一直延伸到鼻子，使得飞机变得像眼镜蛇一样。这个增加的山脊使得飞机呈现出细长的、流线形的外观，这种外形会减少90%的雷达通过区。被中情局讽刺为“牛车”的A-12间谍飞机就这样诞生了。

　　1959年7月，当艾森豪威尔政府给洛克希德下达制造间谍飞机的命令时，约翰逊不得不解决难以应对的有关生产的难题。“在发展的初期，”约翰逊后来说，“我曾承诺如果谁发现有事可做的话，我就给他50美元。现在我也许可以给他提供1 000美元，因为我这钱仍然没有人能拿得走。”

　　巴德·华伦的父亲曾研究过钛的应用，就是一个相关的案例。铝因为灼热的高温而不在飞机制造材料的考虑之列。约翰逊可以使用不锈钢或者钛作为制造飞机的主要金属。不锈钢是一种良好的耐高温材料，但是在参观了洛克希德在乔治亚的工厂（这家工厂负责制造B-70超音速轰炸机专用的金属）后，他得出结论，生产时所需要的无菌环境不适合于“臭鼬工厂”。“越是复杂，越容易出问题。”他说。

　　钛看起来很吸引人，因为它质量轻并且不受A-12所经受的高温的影响，然而它的技术要求并不低。仅仅是得到足够的稀有合金来制造这种金属就是一个挑战。中情局通过秘密进口苏联的钛合金来帮助约翰逊。而苏联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金属最终将被运往伯班克约翰逊的飞机厂。

　　处理钛对飞机制造者来说是一场噩梦。这种金属的硬度使得切割和铸造零件极其困难。切割铝的钻头在切割钛的时候被弄得粉碎。钛还对污染物高度敏感。比如说就不能使用镀上镉的工具，因为微量的镉会和钛反应并削弱钛。约翰逊发现了这种联系，在高温时原本与镉固定在一起的钛螺钉会突然分离。氯是另一种威胁。本·里奇在描述这一难题时说：“当板材上的焊接点在六七个星期内开始失效时，我们都震惊了。这些板材是在七八月份焊接的，而此时，伯班克的供水系统为了防止藻类的繁衍都将水漂白了，而水中的氯就成了最糟糕的敌人，但这些板材在进行酸疗后必须被冲洗，所以我们使用蒸馏水了。”

　　到1963年夏天，华伦取得对该项目的领导权时，约翰逊已经克服了许多设计和制造方面的难题。试飞也即将在中情局设在内华达州的格伦湖的秘密机场进行。为了接纳这种新型的飞机以及它所需要的大量的劳动力，这个机场已经被大规模地扩建了。

　　然而，要使A-12安全可靠地以高速飞行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已经到达了2.5马赫，飞行高度达7万英尺。但是我们在2马赫就遇到了麻烦。”约翰逊在1963年3月20日的日志中报告说。华伦发现这项工程就像他回忆的那样：“陷入了困境，陷入了根本性的困境。”

　　约翰逊在1962年2月制造了第一个原型，几乎是在原定时间表后整整一年。像U-2侦察机一样，这种飞机是如此的机密，以至于它不能飞出伯班克，因为担心被人发现。与U-2不同的是，A-12太大了，因而它不能被装箱也不能被装载到货机上。因此，在1962年2月26日那个最黑暗的夜晚，一辆巨大的拖车从“臭鼬工厂”里上开出，朝着高速公路前进。与此同时，分解下来的飞机被谨慎地藏在了一个硕大的盒子里。洛克希德的历史事实表明早先对这一路线的调查决定：“一些妨碍性的路标不得不被拆除，那些精选的树木也不得不被剪掉。”深夜里的驾驶者如果遇到一个奇形怪状的敞篷车穿过加利福尼亚沙漠向东前进，肯定会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一位公共汽车司机碰巧看到了这辆拖车，中情局的安全官员们给了他3 500美元现金以解决这件事情，并防止了一起事故报告。

　　A-12两个月后首次试飞。就像七年前的U-2一样，首航对飞行员和在格伦湖的地面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十分可怕的。试航飞行员卢·肖克在飞机离开地面后，好不容易才使飞机得到控制。随后它又偏离了跑道，降落在沙漠里。随着飞机在尘土飞扬中掠过湖床，控制塔里没人能看清肖克是否能将飞机停下来。“每个人都像心脏病发作了一样，”他后来说，“我最终从尘土中转了过来，才没有朝着湖对面的山上撞过去，飞机也没有爆炸，真是松了一口气。”

　　随着试飞的继续，以及格伦湖上的A-12“舰队”的成长，约翰逊发现这种飞机潜在着一种致命的缺陷。在更高的范围内的超音速飞行中，空气大量流入厚重的普拉特&惠特尼 J 58发动机，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其结果是引擎会停止运转或爆裂。在高速飞行时，这种动力的丧失将使飞机发生爆炸。有七名飞行员在试飞中跳伞，其中一个飞行员甚至因为降落伞没能打开而丧生。

　　这一问题源于引擎前面的内置圆锥体。这些锥体是被设计用来控制流向引擎风扇叶片的空气的。约翰逊所选择的这种控制体在高速飞行时，调整的速度不够快，因此，它控制不了超音速的空气流动。空气以每秒10万立方英尺的最大速度涌入。气流角度的微小变化将会使其偏离接触风扇的最佳点，使引擎无效。这一缺陷使得试飞连续失败。在1964年行将结束时，格伦湖有11架A-12飞机。尽管它们在将近1 700小时的总飞行时间里进行了1 200多次飞行，但是这个飞行队一共只成功地在3.2马赫上飞行了33分钟，而3.2马赫是对外宣称的标准航行速度。

　　有一段时间，约翰逊固执地拒绝了华伦的建议。华伦建议他使用电子针控系统。这种控制系统能够更迅速、更精确地调整气流。“凯利有许多非常出色的特长，但是他不太习惯运用电子，”华伦说，“他精通整个飞机的制造，精通航空动力学、结构学和构成学，他惟一不了解的就是电子。”

　　1964年，当华伦威胁说如果不作出改变就取消该项目时，约翰逊最终作出了让步。本·里奇花了一年多时间来处理这一系统。“开发这种气流入口控制系统是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令人筋疲力尽、最艰难，也最伤人神经的工作了。”他说。1965年1月27日，一架A-12从格伦湖起飞，以3.1马赫的速度飞行了1小时15分。

　　A-12是一种卓越的飞机，但是它运行的时间却屈指可数。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禁止对苏联进行间谍飞行后，其后的总统也没有取消这一禁令，直到1965年5月1日U-2侦察机正式引退。A-12飞机从未飞越过苏联领土。中情局利用这种飞机小心翼翼地飞越过朝鲜。在越战时，利用它从北越搜集情报。1968年它的飞行队因为运作费用太高而较少使用。1990年，又以同样的理由而退役了。但这种飞机的双座模式仍然为空军经常采用。现在，其中的一些飞机已被放在全国各个航天博物馆展出。即使是停放在陆地上，这种黑色的、流线型的飞机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影响。甚至到今天它仍被看作是对未来文明的创造。SR-71“黑鸟”仍然保持着许多长途飞行的高速记录，包括用1小时54分钟57秒从纽约飞到伦敦。这比超音速客机快了1个多小时。“黑鸟”从洛杉矶飞到华盛顿用了68分钟17秒，这大约相当于许多华盛顿人每天早上在环形公路上去上班所花费的时间。

　　当华伦和约翰逊劝诱将A-12付诸运行时，华伦也在试图寻找未来卫星系统的新起点。他因为鲁莽地在用于训练飞行员的飞机上进行双人试飞而激怒了麦考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试验来自“科洛纳”的局限性。在侦察方面，“科洛纳”是一个大范围的搜寻系统，它可以提供对苏联领土的大范围的摄像，可以使照片分析家们辨明新机场、导弹基地、造船厂以及其他大的军事设施，但是它不能看清较小的目标。因此很需要一种不同的照片侦察卫星，也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定点识别系统来获得有关苏联导弹、飞机、船只、潜水艇、坦克以及其他目标的高分辨率的照片。

　　空军不能用“萨摩斯卫星”拍出有用的照片，因此他们开始着手努力开发一种定点识别系统。就像“科洛纳”一样将曝光的胶卷用一个舱返回地球。这一项目的代号就是“甘比特”，首颗“甘比特卫星”于1967年7月发射。这种新系统很好地弥补了“科洛纳卫星”的不足，拍摄出更详细的照片。分析家们在这些照片中能够看清18英寸大小的物体，甚至可以和U-2侦察机一比高下，并且至少比“科洛纳”所拍摄的要清晰3倍。

　　既然空军用“甘比特”主要是为了在战时确定目标，而图片分析师又不能用“科洛纳卫星”照片找出苏联的重要设施，华伦就想建造一种改进的卫星，这种卫星可以用来搜集苏联的新式武器、工业设施、核试验基地以及其他影响政策的关键情报。1963年10月，他选择让希德·德维尔来负责研究这种卫星。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判定“科洛纳”能否改进，是否能同时充当定点识别系统和搜寻系统，否则，则必须研制新的卫星。

　　在这方面，德维尔已经帮华伦解决了“科洛纳”摄像系统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难题曾困扰着伊泰克公司的技术专家们。伊泰克是给“科洛纳”提供摄像机的莱戈恩公司的下属公司。从太空发回的胶卷都带着白色条纹的污点。在其他几位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包括伯克来加州大学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他曾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帮助下，德维尔小组发现通过摄像机反馈胶片的卷轴产生了一种放电效应。这种放电使得胶片产生了条纹。这一问题最终通过改变制造卷轴的材料而得到了解决。

　　卫星照相工作小组德维尔委员会告诉华伦，“科洛纳”摄像系统的解决不会有很大的改进。“他们说整个的计划都很好的达到了它们属性的极限。如果我们要想比‘科洛纳’做得更好，我们就得重新开始。”华伦同意并开始着手研发新的卫星，这就是后来代号为“六边形”的卫星。它将以更高的分辨率提供大范围内的照片。

　　这项计划引发了华伦与国家侦察办公室及其新负责人博克威·麦克米兰长达数月的冲突。麦克米兰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也是前贝尔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希望掌管中情局的卫星计划。

　　在去华盛顿之前，华伦和麦克米兰就很不和睦。麦克米兰是物理学学术期刊《物理学评论》的审稿者。他曾经拒绝发表华伦的一篇关于无线电波的论文。华伦认为这种评估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开的。他向编辑投诉，这位编辑否决了麦克米兰的评判并刊登了这篇论文。一旦被安排在华盛顿，这两个人就被推进了机构之间的竞争和私人恩怨的冲突之中。而这种斗争的核心就是：中情局是否要在快速扩张的间谍卫星领域中继续扮演主角。

　　这场卫星控制权的官僚斗争，即使按照华盛顿的阴谋标准来看也是极为残酷的。在最初的几个回合中，华伦和麦克米兰是斗争的领导者。但是随着数年斗争的结束，许多高层官员都被牵连到这场冲突当中了。60年代早期的这种斗争使得一项协议破裂。这项协议是1962年5月2日麦克米兰和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签署的，该协议是有关国家侦察办公室的角色定义等问题的。这甚至公然违背了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的和平努力。肯尼迪邀请华伦和麦克米兰到白宫讨论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却没有促成他们之间的合作。

　　几十年后，当问及华伦时，麦克米兰仍会暴跳如雷。“我不信任他的技术判断力。”他说。这是他对华伦的较温和的评论之一。在回顾过去时，麦克米兰说，他后悔让自己对华伦的看法，给他管理国家侦察办公室以及处理中情局的关系时戴上了有色眼镜。但是他为自己作为国家侦察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一角色辩护说：“我的工作就是搜集情报，并为未来的系统做计划，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